昌盛一家
“这块石头这样平，是谁放上去的啊？”
杏花遥望着城南那座叫云落屯的桌状山，一脸认真地问。
母亲笑骂道：“这丫头才傻得厉害，那是一座山，谁有这么大力气放上去？”
那是杏花第一次上我们家来，或许还是第一次进城来，母亲以一个临时向导的身份，带她观赏周边的风景，熟悉县城的情况，给她详细解说视线所及处每一座山名的来历和物产、每一条街区的风俗特征。
那时杏花还是个大说大笑的大姑娘，跟我没有任何过渡，一开口就要给我介绍个妹妹（妻子），我急了，抓着她的衣角不依不饶，定要她收回这个馊主意。杏花一边笑一边围着桌椅躲避着我的追赶，可恨母亲也站在一旁嘻皮笑脸地看热闹，根本没有来帮忙的打算。
大概过了十年，九四或者九五年左右，一个矮矮墩墩、皮肤粗糙、神情呆滞的中年农妇来到我家，母亲让我们叫她昌盛姐，说是杏花的妹妹。我吓了一跳，杏花的妹妹都这么老了，那杏花得有多大？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母亲是不是弄错了，她确定这个人不是杏花的娘？
然而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见过杏花的母亲，那个我们叫做大舅娘，不知父亲从哪里认的亲戚。
“好吃得很呢，硬管（各）满意完了。”大舅娘打了个悠长的嗝，用手抹了抹嘴角，一脸舒畅地说。
母亲撇了撇嘴：“嗯，才一碗面就满意完了。”
大舅娘笑咪咪地拉着我的手，说：“老松硬管在行得很，煮面煮得啷个好吃。来，大舅娘没得哪样好东西，给你十块钱买糖吃。”我拼命把手往背后背，不肯接她的钱，母亲也过来拦她：“你自己都没得两个钱，拿给他去乱花做什么？”双方一个要给，一个不允，推搡得几个回合，我抽空就跑了出去。
晚上父亲有事外出，我和母亲陪着大舅娘坐在火柜里聊天。中途时我们家后面石油公司的退休职工邓孃来找父亲打麻将，后来父亲回来，大舅娘告诉他：“有个妹妹（女孩子）来找你打麻将。”母亲笑得腰都弯了：“妹妹？妹妹家婆还差不多。”大舅娘大惊：“我以为还是妹妹呢。”我们看了看她，其实她年龄也只跟邓孃相仿，所不同处只在于穿着，大舅娘穿的是没有性别特征的洗得发白的蓝卡其布衣服，邓孃穿的是驼色的皮毛大衣，于是都笑了起来。
连续几天，昌盛都躲在阁楼上，只在早晚饭点时才短暂地露一面。大姐和母亲长时间去到楼上和她密议。我不知她们神神秘秘地都在商量些什么，但看得出来，来客脸上写满悲戚和忧愁，一定是遇上了什么自己无法解决的事，才来我们家求助的。我猜想着，或许她的家境极为贫困，或许她的遭遇极为坎坷，但就算别人说我无情，我还是很受接受她是杏花妹妹的事实。
到得第四天上，母亲透了点口风，说是这段时间昌盛正遭遇到严重的家暴，她丈夫是个酒鬼，除了要吃要喝，就是打人，昌盛浑身都是伤痕，没一块好肉，还曾经住过两次院。昌盛提起离婚，但鉴于她丈夫的性格和精神状态，法院根本不敢判决，怕造成可以预见的严重后果。
又过了一天，昌盛终于下楼了，她们的谈话也因此公开化了。有次我在旁边听到她们说到谁死了，就留意听了一下，得知是昌盛的弟弟最近偷偷跑到山上去上吊了，母亲感叹道：“一个个都这样不把命当回事，也不晓得是造了什么孽。”随后再听下去，竟由此事牵扯出一系列怪事，在昌盛她们家，似乎有着一个传统或者宿命，她弟弟并非第一个以自杀结束生命的人，早在十多年前，她父亲就是上吊死的，过得五六年，她哥哥也服毒自尽了，到了现在，家里最后一个男人也未能逃脱这个规律，追随着父兄前往九泉之下去了。我素来不好事，没有向她们打听其中缘由，只听了个大概，似乎她大哥当年被人诬陷偷盗，因为没上过学，嘴笨口拙，无法自证清白，便以死明志，结果死了也就白死了，没人为此承担任何责任；她弟弟则因年近三十还找不到老婆，成天被人取笑和羞辱，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一时想不开就走上绝路。说到这些时，母亲不断地长吁短叹，作为亲人的昌盛反而面无表情，像是在讲述别人家的事情，没有流露出任何情绪。最后母亲总结说，如果不是家里没了男人，那人又怎敢这样欺负昌盛。我心里说，这也不尽然，他们连自己的权益都无法保障，又怎么保证就能护得了自己的姐妹呢？
这事在我心里产生了很大的震荡，跟她们家交往了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回知道这一家子的事情，以前无论是大舅娘还是杏花，都从未透露过一丝口风，她们给我的印象都是那种底层劳动人民的乐观、简单和亲切，她们也许无知，那是因为没有条件读书，她们也许贫穷，却并不指望得到他人施舍，如果不是昌盛避难到我家来，我会认为她们就像那时千千万万个农民家庭那样，无欲无求地顺应着环境与时代，接受着自己生活与命运。
过了几天，昌盛跟大姐去了广东。她没有文凭，不可能进厂，就在家里帮大姐做些家务，吃住之外还有些不算多的工钱。这一去就是好几年，当她回到鹤龄时，整个人都变了样，穿着、谈吐上已变得像个城里人了。
这时昌盛的丈夫已经去世，她用这几年来的积蓄在城里租了间门面卖起了小百货，不久后经人介绍，她又重组了家庭，男方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老扯。说起这个老扯，在鹤龄可真算得是个名人，他这个绰号就有来历，绝非随口叫的，据说当年他母亲意外怀孕，不想要这个孩子，吃了避孕药想打掉，结果没有打掉，却成了个天残地缺，头是偏的，嘴是歪的，手脚也是扯的，看起来跟中风病人似的。如果因为老扯是个残疾人你就小瞧了他，那可大错特错了，正因先天的残疾，老扯比任何人都更勤劳，刚刚改革开放时，他就先他人一步建起砖厂，生产起了水泥砖，那个时候简易快捷的水泥砖是城乡最有市场的建筑材料，老扯认准了自己的选择，没日没夜地苦干，很快就发家致富，成为县城最早一批万元户，还受到了县政府的褒奖，被授予了“先进个体工商户”的称号。
昌盛的再婚，被我们认为是最靠谱的一次结合，也让大舅娘感到欣慰。老扯这个人，有钱是其次，关键是肯干，能干，性格忠厚本分，昌盛跟了他，起码不会再遭受家暴了。二十世纪末的鹤龄，水泥砖的档次已经不符合飞速发展的城建要求，老扯也早就改弦更张，开了家旅馆，他们家的地段也算不错，距离县汽车站也就不到两百米，迎来送往的汽车站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客源，因而这个时期的昌盛，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常遇不测、忍辱受欺的村妇，而是一个市井里常见的老板娘了。
进入新世纪后，在父亲去世、姐弟几个漂泊无定、各种天灾人祸接连不断、老家房子被拆迁等多种因素的合力之下，我们的家境与昌盛家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变得越发的动荡和拮据起来。衰老多病的母亲已经居无定所，开始时常奔波在鹤龄县老家和我谋生的仁德市之间，而在鹤龄，她最主要的一个落脚点就是昌盛的旅馆。或许是对大姐改变了她的命运的感恩，昌盛跟我们家的关系一直非常好，每当开点什么好生活总会叫上独自在家的母亲去吃饭，然后硬塞给她两百块钱，拆迁之后，她的旅馆更成了母亲回老家处理事务时的长期驻点。
我是在二零一零年母亲去世前的几个月，才第一次去到昌盛家。那次是去接母亲，她已经病得意识不清了，住在别人家总不是个事。我乘班车来到离别多年的鹤龄县时，整个城市格局已经大变样，多出了许多街道和高楼，风雨中坚挺了大半个世纪的汽车站也已拆除，变成了分布于城市各个出口的临时停车点。昌盛家的旅馆，那幢在我上初中时颇为气派的三层楼房，在接踵而起的高楼大厦面前，被衬得无比破败与寒酸。走进院子，一个人蹲在水泥旁洗菜，抬头向我打了声招呼，满头油腻的灰发、黧黑如酱的面色、麻木呆滞的神情，显得十分苍老、凄苦和猥琐，我定了一下神，才认出是老扯。
杏花遥望着城南那座叫云落屯的桌状山，一脸认真地问。
母亲笑骂道：“这丫头才傻得厉害，那是一座山，谁有这么大力气放上去？”
那是杏花第一次上我们家来，或许还是第一次进城来，母亲以一个临时向导的身份，带她观赏周边的风景，熟悉县城的情况，给她详细解说视线所及处每一座山名的来历和物产、每一条街区的风俗特征。
那时杏花还是个大说大笑的大姑娘，跟我没有任何过渡，一开口就要给我介绍个妹妹（妻子），我急了，抓着她的衣角不依不饶，定要她收回这个馊主意。杏花一边笑一边围着桌椅躲避着我的追赶，可恨母亲也站在一旁嘻皮笑脸地看热闹，根本没有来帮忙的打算。
大概过了十年，九四或者九五年左右，一个矮矮墩墩、皮肤粗糙、神情呆滞的中年农妇来到我家，母亲让我们叫她昌盛姐，说是杏花的妹妹。我吓了一跳，杏花的妹妹都这么老了，那杏花得有多大？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母亲是不是弄错了，她确定这个人不是杏花的娘？
然而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见过杏花的母亲，那个我们叫做大舅娘，不知父亲从哪里认的亲戚。
“好吃得很呢，硬管（各）满意完了。”大舅娘打了个悠长的嗝，用手抹了抹嘴角，一脸舒畅地说。
母亲撇了撇嘴：“嗯，才一碗面就满意完了。”
大舅娘笑咪咪地拉着我的手，说：“老松硬管在行得很，煮面煮得啷个好吃。来，大舅娘没得哪样好东西，给你十块钱买糖吃。”我拼命把手往背后背，不肯接她的钱，母亲也过来拦她：“你自己都没得两个钱，拿给他去乱花做什么？”双方一个要给，一个不允，推搡得几个回合，我抽空就跑了出去。
晚上父亲有事外出，我和母亲陪着大舅娘坐在火柜里聊天。中途时我们家后面石油公司的退休职工邓孃来找父亲打麻将，后来父亲回来，大舅娘告诉他：“有个妹妹（女孩子）来找你打麻将。”母亲笑得腰都弯了：“妹妹？妹妹家婆还差不多。”大舅娘大惊：“我以为还是妹妹呢。”我们看了看她，其实她年龄也只跟邓孃相仿，所不同处只在于穿着，大舅娘穿的是没有性别特征的洗得发白的蓝卡其布衣服，邓孃穿的是驼色的皮毛大衣，于是都笑了起来。
连续几天，昌盛都躲在阁楼上，只在早晚饭点时才短暂地露一面。大姐和母亲长时间去到楼上和她密议。我不知她们神神秘秘地都在商量些什么，但看得出来，来客脸上写满悲戚和忧愁，一定是遇上了什么自己无法解决的事，才来我们家求助的。我猜想着，或许她的家境极为贫困，或许她的遭遇极为坎坷，但就算别人说我无情，我还是很受接受她是杏花妹妹的事实。
到得第四天上，母亲透了点口风，说是这段时间昌盛正遭遇到严重的家暴，她丈夫是个酒鬼，除了要吃要喝，就是打人，昌盛浑身都是伤痕，没一块好肉，还曾经住过两次院。昌盛提起离婚，但鉴于她丈夫的性格和精神状态，法院根本不敢判决，怕造成可以预见的严重后果。
又过了一天，昌盛终于下楼了，她们的谈话也因此公开化了。有次我在旁边听到她们说到谁死了，就留意听了一下，得知是昌盛的弟弟最近偷偷跑到山上去上吊了，母亲感叹道：“一个个都这样不把命当回事，也不晓得是造了什么孽。”随后再听下去，竟由此事牵扯出一系列怪事，在昌盛她们家，似乎有着一个传统或者宿命，她弟弟并非第一个以自杀结束生命的人，早在十多年前，她父亲就是上吊死的，过得五六年，她哥哥也服毒自尽了，到了现在，家里最后一个男人也未能逃脱这个规律，追随着父兄前往九泉之下去了。我素来不好事，没有向她们打听其中缘由，只听了个大概，似乎她大哥当年被人诬陷偷盗，因为没上过学，嘴笨口拙，无法自证清白，便以死明志，结果死了也就白死了，没人为此承担任何责任；她弟弟则因年近三十还找不到老婆，成天被人取笑和羞辱，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一时想不开就走上绝路。说到这些时，母亲不断地长吁短叹，作为亲人的昌盛反而面无表情，像是在讲述别人家的事情，没有流露出任何情绪。最后母亲总结说，如果不是家里没了男人，那人又怎敢这样欺负昌盛。我心里说，这也不尽然，他们连自己的权益都无法保障，又怎么保证就能护得了自己的姐妹呢？
这事在我心里产生了很大的震荡，跟她们家交往了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回知道这一家子的事情，以前无论是大舅娘还是杏花，都从未透露过一丝口风，她们给我的印象都是那种底层劳动人民的乐观、简单和亲切，她们也许无知，那是因为没有条件读书，她们也许贫穷，却并不指望得到他人施舍，如果不是昌盛避难到我家来，我会认为她们就像那时千千万万个农民家庭那样，无欲无求地顺应着环境与时代，接受着自己生活与命运。
过了几天，昌盛跟大姐去了广东。她没有文凭，不可能进厂，就在家里帮大姐做些家务，吃住之外还有些不算多的工钱。这一去就是好几年，当她回到鹤龄时，整个人都变了样，穿着、谈吐上已变得像个城里人了。
这时昌盛的丈夫已经去世，她用这几年来的积蓄在城里租了间门面卖起了小百货，不久后经人介绍，她又重组了家庭，男方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老扯。说起这个老扯，在鹤龄可真算得是个名人，他这个绰号就有来历，绝非随口叫的，据说当年他母亲意外怀孕，不想要这个孩子，吃了避孕药想打掉，结果没有打掉，却成了个天残地缺，头是偏的，嘴是歪的，手脚也是扯的，看起来跟中风病人似的。如果因为老扯是个残疾人你就小瞧了他，那可大错特错了，正因先天的残疾，老扯比任何人都更勤劳，刚刚改革开放时，他就先他人一步建起砖厂，生产起了水泥砖，那个时候简易快捷的水泥砖是城乡最有市场的建筑材料，老扯认准了自己的选择，没日没夜地苦干，很快就发家致富，成为县城最早一批万元户，还受到了县政府的褒奖，被授予了“先进个体工商户”的称号。
昌盛的再婚，被我们认为是最靠谱的一次结合，也让大舅娘感到欣慰。老扯这个人，有钱是其次，关键是肯干，能干，性格忠厚本分，昌盛跟了他，起码不会再遭受家暴了。二十世纪末的鹤龄，水泥砖的档次已经不符合飞速发展的城建要求，老扯也早就改弦更张，开了家旅馆，他们家的地段也算不错，距离县汽车站也就不到两百米，迎来送往的汽车站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客源，因而这个时期的昌盛，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常遇不测、忍辱受欺的村妇，而是一个市井里常见的老板娘了。
进入新世纪后，在父亲去世、姐弟几个漂泊无定、各种天灾人祸接连不断、老家房子被拆迁等多种因素的合力之下，我们的家境与昌盛家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变得越发的动荡和拮据起来。衰老多病的母亲已经居无定所，开始时常奔波在鹤龄县老家和我谋生的仁德市之间，而在鹤龄，她最主要的一个落脚点就是昌盛的旅馆。或许是对大姐改变了她的命运的感恩，昌盛跟我们家的关系一直非常好，每当开点什么好生活总会叫上独自在家的母亲去吃饭，然后硬塞给她两百块钱，拆迁之后，她的旅馆更成了母亲回老家处理事务时的长期驻点。
我是在二零一零年母亲去世前的几个月，才第一次去到昌盛家。那次是去接母亲，她已经病得意识不清了，住在别人家总不是个事。我乘班车来到离别多年的鹤龄县时，整个城市格局已经大变样，多出了许多街道和高楼，风雨中坚挺了大半个世纪的汽车站也已拆除，变成了分布于城市各个出口的临时停车点。昌盛家的旅馆，那幢在我上初中时颇为气派的三层楼房，在接踵而起的高楼大厦面前，被衬得无比破败与寒酸。走进院子，一个人蹲在水泥旁洗菜，抬头向我打了声招呼，满头油腻的灰发、黧黑如酱的面色、麻木呆滞的神情，显得十分苍老、凄苦和猥琐，我定了一下神，才认出是老扯。
审核编辑：花落无声 精华：花落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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