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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曾经有个误解，说是封建时代的婚姻制度下，一个男人可以娶众多女人为妻。近代更有一位辜鸿铭先生，他老人家曾经把男女的婚姻关系比作茶壶与茶杯的关系，说是一把茶壶可以配四个茶杯。虽然大话连篇，他自己却只作了齐国良民，拥有一妻一妾，儿孙满堂，安享天伦之乐。这种虚幻的家族似的繁荣，真真正正地完全掩盖了封建婚姻制度的辛酸。
　　拨开历史的袆帘，我们看到，封建社会，其实一个男人只能娶一个妻子，这个妻子，称为正妻，这才是事情的真相。事实上，那个万人之上的真龙天子，他的正妻也只有一个，就是皇后。其他三宫六院，一路排去，一直到偶尔在皇上心血来潮时被临幸过、没名没份的宫娥。等级森严，不可随意逾越。
　　原来，上古时世风浇薄，家族观念淡漠，婚俗混乱，野合之风盛行。描述男女情好的风景白描，《诗经》中比比皆是。《氓》、《褰裳》、《丰》、《野有蔓草》、《溱洧》、《蒹葭》，丰富得令人目不暇接。有女同车，颜如舜华；静女其姝，候我于城隅，期我于桑中，如鸦鹊之腾腾，如鹑鸟之奔奔。那个时代，真真切切是少男少女们自由恋爱的天堂，情之所至，也不管对方有没有经济能力、社会地位，也不要一分钱嫁妆彩礼，一律敞开怀抱迎接炽烈如火的爱情。
　　放任自流的结果，便是男女关系非常随意，血缘混乱，而且野孩子众多，就象有生无养的流浪狗，造成越来越多的社会伦理问题，积重难返，已经到了必须整顿的刻不容缓的地步。
　　婚姻制度的理顺，得益于一位如叫姬旦的人。这个姬旦，就是心怀天下功高至伟的周公。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对人口繁殖如此上心，从来没有一个朝代对婚姻制度如此刻意。为整饬民风，辅佐天子执政的周公旦亲自制礼教民，对当时男女混乱交接的状况进行了大幅度改革。他提倡门阀和等级，强调明媒正娶的重要，将男女说亲到嫁娶成婚，分为七个环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敦伦七个环节，并且对每个环节都作了具体细致的规定，合称“婚义七礼”。这就是大名鼎鼎千古相传的周公之礼。
　　此后，家长之间讲究门当户对，小儿女辈讲究男才女貌。一个新型行业逐渐成型，那就是媒婆。一个好的媒婆，是一个高尚的媒婆，一个纯粹的媒婆，一个有良心有道德的媒婆，一个有利于千家万户的媒婆。她不会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而是本着对婚嫁双方认真负责的精神态度，将最好的年华当中，最英俊的他和最美丽的她拢到一块，将一双又一双充满青春激情与活力的手牵到一起。
　　明媒正娶的原则要求大户人家一定要娶到淑女。不是什么女人都可以成为正妻的，一般能作正妻者，论家族则必须达到在经济或者政治地位上与男方对等；论人品则要家世清白，知书达理，能当家理事；论长相要有中人以上姿色，天庭饱满，脸形秀美，五官端庄，腰细臀肥。那些从事着下贱的职业的“贱民”家的女孩，无论她是貌若天仙或者艳若桃李，都是不会被大户人家选作正室的，除非有皇上钦点或官府指婚。但那种情况微乎其微。
　　唐高宗《永徽律疏》中有《户婚》规定：“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即娶了一个正室，不能再娶一个，否则算重婚。因此，三妻四妾并不是说可以娶三四个老婆，而是正妻死了，可以再娶一个，但不能同时娶两个正妻。重婚不仅要判罪，还要强迫与二老婆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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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道至简，古代的法律虽然强调娶“二妻”犯法，但并没有明文规定不许纳妾。法无禁止则可行，纳“二妾”、“三妾”、“四妾”的大门却随时敞开着。娶妻称为娶，娶妾则称为纳，词义上本身就有种强拉硬夺、收归囊中的味道。
　　纳妾的历史要早很多。氏族社会就有“媵制”一说。首领大婚时，岳家必须以更小的女儿或者同姓侄女辈陪嫁。王洛宾也曾唱道：“带着你的妹妹拉着你的嫁妆赶着马车来”，就是一种具体的体现。其中也有同去的女奴，奴隶本身就不是高级人类，他们的女人，只能算是首领们的性工具，随时可以占有她们的身体。《唐律疏议》明确规定:“妾乃贱流”、“妾通买卖”，等等。虽然妻与妾的职责都是侍奉丈夫、生儿育女，妾在家庭中的权利却是极受限制，十分卑微的。妾对于家主人来说近似奴隶，只是对于婢女和仆人来说，妾的地位又略高一些。
　　古人为什么热衷于纳妾呢？难道他们的体质和体能比现代人更优越吗？当然不是。
　　纳妾的原因一般有以下几种：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正妻生育的全是女孩子或者正妻完全没有生育时，纳妾便是顺理成章的行为。二、成年男子在未娶妻之前，与某女两情相悦，家长大人们拒绝接受其为正室，只得退而求其次。三、正妻去世了，丈夫未再娶妻。四、丈夫的性欲在正妻处得不到满足。
　　封建社会人分三六九等，什么人可以有几个老婆，都有规制的。这个规制，可能是一个不成文的东西。现代的研究指出，清官海瑞之所以贫穷，就是因为纳妾众多。那时，廉洁是统一的官德标准，但一个官员老婆的多少，会成为不同等级的标配和标志，这个是必须强调的。海瑞本来就薪水平平，又耻于贪污，可为了当官达标，他一口气纳了好几个妾，最后被众妻妾拖得力不从心焦头烂额，在极度的贫困中郁郁而终。
　　周公用制度稳固了一个文明统一的王朝，描绘了一个泱泱大国的美好蓝图。那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是温良恭俭让的时代，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兵戈消融，打仗变成了过家家，什么都可以用请客吃饭来解决。
　　周公颇为自信，他深信自己领袖般的号召力，深信制度长期推行的生命力，事实上也是这样。但他想不到的是，经过若干年的变迁，他的制度最后变成了一纸空文。有的人暗地里将这份一厢情愿的合同文本撕得粉碎，而有的人则巧妙地利用它做出了一篇又一篇曲折幽深的花花文章。
　　多妻的婚姻当中，妻就是妻，妾就是妾，不可以相提并论的。妻的权利有很多，她往往是丈夫的天然盟友，一人之下，众人之上，掌管着家庭的经济财政大权，也有处分家中小妾和下人的生杀予夺的权力。
　　妾的地位是很低的。由于负有生育的职责，妾侍奉丈夫同床共枕方面必须更用心更勤劳，但妾不得与丈夫通宵相守，必须在亲热后即行离去。为了避免由此引起的纷争，古代的许多“家训”对妻妾与丈夫同房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妾被完全排除在家庭之外，妾的亲属根本不能列入丈夫家的姻亲之内，其本人名字不能进族谱，也不能参加家族的祭祀。就连妾所生的子女，也必须认正式妻子为“嫡母”，交由丈夫和正妻抚养，作为生身母亲的小妾只能称为“庶母”。
　　妾既然不是堂堂正正的人，丈夫或嫡妻凌虐她们，也就成了家常便饭。对于妾，丈夫和正妻可随意处置、打骂或遣逐，妾侍当中有许多被虐待而死的。打死一个妾，《唐律》、《宋律》也只是处以流刑。《清律》处罚更轻，只是“杖一百，徒三年”。城乡之中到处藏龙卧虎，关系网盘根错节，有许多人是县官大人开罪不起的，大户虐死一个妾，官方后来竟然默许私了，还美其名曰清官难断家务事。史册中记载，西晋时石崇认为小妾们对客人没有礼貌，连杀三女；隋末时，诸葛昂将妾活活地蒸熟了，作为美食来招待客人，残忍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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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堂而皇之的婚姻当中，也是形势比人强。由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至上，媒婆就成为了关键的核心。随着媒婆的社会地位提高，所有的家族都将媒婆奉为上宾和贵客，利益的天平开始向她们倾斜。虽然没有“一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的厚利，经年累月，也有着非常丰润的收成。
　　久而久之，这个媒婆也终究醒悟，窥破了其中的西洋景。其实这种定式婚姻，就是家族与家族之间的联盟或者交易，与所谓的男女感情或者爱情没有一毛钱关系。他们的真正目的，往往就是通过儿女的结合，把实力合在一处，一边扩张势力，一边同时将利益最大化。也许周公当时制定这个婚姻制度时，没有想到这一层，也许想到之后仍然有意为之。总之，这是媒妁之婚带来的另一种当然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