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就把侵略中国、灭亡中国、占领中国，进而称霸世界，作为既定国策。为此，它先后发动了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进行全面的侵华战争。
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面对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当时在对日作战的战略方针问题上，国内政界、军界人士产生了很多观点和想法。有的人盲目乐观，持“速胜论”；有的人悲观失望，持“亡国论”。更有许多有识之士认为，对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抗日战争的胜利表明，持“持久战”观点的人士是正确的。这已为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所言中。
最早提出对日作战是“持久战”观点的，是中国近代卓越的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蒋百里先生。蒋百里（1882——1938），浙江海宁人，曾留学日、德等国，担任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做过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唐生智等人的高参。1935年，他被蒋介石国民政府聘为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对于中日战争前景的预测，他首先提出了“持久战”的观点。1923年，蒋百里在徐州津浦线列车上，对同行的学生龚浩说：“将来有这么一天，我们对日作战，津浦、京汉两路必被日军占领。我们国防应以三阳为据点，即洛阳、襄阳、衡阳。”这就是后来很有名的“三阳线”决战论。若我军固守“三阳线”，便能立足于山川纵横、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与敌人展开持久作战。他在《国防论》一书中指出：第一，用空间换时间，“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第二，不畏鲸吞，只怕蚕食，全面抗战。第三，开战上海，利用地理条件减弱日军攻势，阻日军到第二棱线（湖南）形成对峙，形成长期战场。他的结论是：抗日必须以国民为本，打“持久战”。蒋百里先生的对日作战“持久战”观点，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由于历史原因，不少人误认为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是“速胜论”者。其实不然。查阅历史文献，便会发现，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都是坚定的“持久战”论者。早在芦沟桥事变前夕，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就已经制订了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他在2月25日便决定：“与倭持久作战，非如此不足以杀其自大之野心。”3月，国民党召开四届二中全会，讨论对日方作战方针问题，也认为对日本应该采取“长期抵抗”的方针。日本全面侵华后，蒋介石一如既往地坚持“持久抗战”的指导思想。1937年8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研讨和确定抗战大计，通过了以“持久消耗战”为中国抗战的最高战略。8月18日，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提出：“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们强横的兵力，我们要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1938年4月初，中国军队取得震惊出中外的台儿庄大捷。但是，这并没有动摇蒋介石“持久战”的决心。正当举国上下欣喜若狂时，蒋介石冷静应对，通电全国，告诫国民：“此次台儿庄之捷，幸赖我前方将士不惜牺牲，后方同胞之共同奋斗，乃获此初步之胜利，……不足以言庆祝，来日方长，艰难未已。”当时，英国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在采访蒋介石时同样发现：“关于中日战事前途，蒋委员长不愿加以预测，仅谓渠预计中日间当不免长期斗争，且较过去尤为激烈。”
此外，国民党内蒋氏集团大将陈诚，于1937年11月出版了《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的小册子。国民党桂系将领白崇禧，于1938年1月8日，在武汉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以军训部长的身份提出了“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战略方针。
毛泽东抗日战争“持久战”的观点，在1935年12月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1936年7月16日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已初露端倪。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进行演讲时，系统地阐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并以《论持久战》为书名，面向社会公开发表，影响深远，意义巨大。此时，毛泽东已经把对日战略方针——持久战，上升到理论层面。他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把抗日战争持久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防御阶段，敌之进攻，我之防御；第二，相持阶段，敌之僵持，我之对立；第三，反攻阶段，敌之退却失败，我之反攻胜利。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一些论点，已经成为名言，必将光照千秋。比如，“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等等。
英雄所见略同。蒋百里、蒋介石、陈诚、白崇禧也好，毛泽东也罢，都对抗日战争的前景做出了比较科学准确地预测，从而有力地指导了抗日战争的进程，带领全国军民，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以上诸公之所以认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基于中日两国的国情、力量的对比而得出结论的。中国国土面积大、人口多，但积贫积弱百年，国力衰弱；日本国土面积狭小、人口少，但富国强兵有年，国力强盛。这就决定了中国人民只能持久抗战，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在抗日战争“持久战”问题上，蒋介石、陈诚、白崇禧等人，与毛泽东又不尽相同，各有千秋。蒋介石氏等人对日“持久战”的指导思想，是基于正面战场上国民政府军事力量为主、动员民众为辅而制定的。他们一开始就寄希望于国际形势有利于己的变化，苦撑待变。这就决定了他们“持久战”的战略指导思想是被动的、消极的。因此，对日作战“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在国民党领导下的党政军各界始终贯彻得不彻底，民众的力量也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只重视正规战，不重视游击战，这就导致了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初期，“亡国论”者汪精卫带领一大批国民政府的党政军高官，叛国投敌。八年抗战，国民党军队败多胜少。
毛泽东的“持久战”指导思想尽管已包括了统一战线、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些有利于抗日战争的因素，但他主要还是立足于人民战争这个舞台。这也是他与蒋介石氏等人“持久战”观点的最大不同之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大张旗鼓地号召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要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建立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放手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的发表，不仅统一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党全军的思想，更为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指明了方向，进一步增强了敌后战场抗击日寇的有生力量，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可以看出，毛泽东基于人民战争的“持久战”的指导思想，是主动的、积极的，是充满活力的。抗日战争初期，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时，军队人数只有四万多人；而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了一百多万人的军队，并创建了许多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极其巨大上的作用。以致蒋介石集团在抗日战争中，既不敢向日寇投降，又不敢发动全国规模的国共内战。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仅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也为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在较短的时间内，击败蒋介石集团，建立新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剔除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军事摩擦造成的消极因素，蒋介石氏等人的“持久战”观点，与毛泽东的“持久战”观点，在指导各自所处的战场上，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两者具有互相配合、互相补救的效果，都为中国人民最终战胜日本法西斯，做出了巨大贡献，将永远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