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非洲平原，有一种獴，个头不大，敌人很多，尤其是从天而降的猎鹰，令其防不胜防。所以獴在遵从生存法则的过程中，形成了应对危险的策略。一是集体行动，二是在活动时总会派出哨兵，在高处站岗放哨。同伴在下边找吃找喝，哨兵则专心观察天上地下的情况。一旦发现危险，哨兵马上发出信号，同伴就会即刻躲避。哨兵如果撤退及时，也还可以全身而退，稍有迟缓，就会成为猎鹰的食物。这时说那站岗放哨的獴“为了集体的安全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是英雄功臣，恰如其分。
　　李文亮呢？他是那只为了集体的安全而站岗放哨并献出了宝贵生命的獴吗？他在告别人世的一个多月前因发“危险信号”却被训诫约谈，冤不冤呢？
　　二
　　李文亮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的一名眼科医生。在2019年12月30日，他把“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急诊科隔离”的信息在自己的朋友微信圈里发出去，立即泄网，引起社会恐慌，因此被当地派出所叫去训诫，还签了悔改保证书。2020年1月8日，李文亮因在工作过程中接触了与那“七人”一类的患者而感染，随后住院治疗，抢救无效于2020年2月7日去世。在他去世之前，“新冠”病毒正在肆虐人类，他也收获了很多同情和关心，然而他没有等到为他“平反”的那一天。
　　这一下，不知是因为国人的同情心太旺盛，还是因为受“新冠”的侵害太深而有怨气，或是另有所图，李文亮立即成了那只站岗放哨而献身的“獴”了，把那些赞美歌颂一边倒地倾向李文亮，把斥责、控诉甚至辱骂一边倒地倾向了曾训诫李文亮的公安派出所，一边是悲壮的“英雄”，一边是祸国殃民的“官僚主义者”和“言论自由”的迫害者。
　　这种“抒情”，这种发泄，理智吗？公平吗？
　　李文亮是眼科医生，不是呼吸道传染病科的医生，在严格的医学界和医术界，眼科与传染科是两个范畴，医生各司其责。“确诊7例SARS”结论，是李文亮自己经过医疗实践和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吗？如果是，那就缺乏权威性，相当于该在自己责任田里种水稻的人却跑到人家地里种麦子了。是从呼吸科同事那里得到的信息吗？如果是，那么他非亲见亲历，属于信息的“二传手”，就有谨慎对待的义务，何况是如此敏感的信息。依他的文化水平和工作经历，应能预料这样的信息散发出去后，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引发社会恐慌是必然之事；应当知道谁才有权发布疫情信息，不然他为何在散发信息的同时，又嘱咐亲朋“不要外传”呢？由此可见，李文亮在私发疫情信息的时候，不仅知道违规，也并无对全社会“吹响警笛”的自觉意识。如果真如某些人所“讴歌”的那样，李文亮是在为全社会“吹响警笛”，为什么自己作为全社会的一员，上班时却不加任何防护，以至自己“中枪”呢？一边在警示别人，一边却将自己置身于自己警示的危险之中，这不是矛盾吗？难道事先他就作出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准备？他在吹“警笛”时，是如何地当做“一回事”，抱着一种怎样的念头，不是可以窥见一二吗？
　　假如今天不是“新冠”病毒正在横行，那么那些正在“抒情”和发泄的人们的眼中，李文亮可能就是一个十足的“社会稳定危害分子”，造谣生事，约谈训诫还是轻的，应当去坐牢才解恨。然而不幸的是信息被事实验证了，于是李文亮就是功臣了，众人皆醉而他独醒了，什么“吹响警笛第一人”、什么“忠烈”、什么“奋不顾身”、什么“人权卫士”……不一而足，不知是在煸情，还是另有目的，或是故作糊涂。
　　而那些“加害”李文亮的武汉市地方派出所，面对已出现的社会恐慌，如果听之任之，袖手旁观，不对李文亮进行约谈、训诫，怕不怕被社会舆论和上级斥为“不作为”呢？怕不怕对越来越严重的社会恐慌承担责任呢？由此看来，他们的作为在情理之中，也是履职表现。现在说他们是“乱作为”，他们不觉得冤吗？假如后来没有出现那些信息所说的事实，今天那些“抒情”者发泄者们又该如何评价他们的作为呢？
　　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出现今天这场灾难。否则，李文亮、武汉市当地派出所面对的可能就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待遇了。
　　三
　　假如，李文亮不管直接得出那个结论，还是间接得到那个结论，采取的措施不是在微信圈里散发，而是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报告有关防疫管理部门，也即所谓的“向组织报告”，哪怕是个善意的提醒，——即使要过一把在微信圈里发信息的瘾，也不忘同时采用另种措施把该做的补上了；假如，当时派出所在约谈、训诫李文亮的同时，多个心眼，去核实核实信息的真实性，同时向相关部门进行转报或沟通，又会是什么情形呢？
　　可惜，他们都没有把这些“假如”变成事实，因此他们叫冤也难有底气；如果他们都按“假如”那样做了，而仍然发生了今天这场人类灾难，那么他们也是问心无愧了。该做的已做了，至于劫难为何还是如此，那就不是需要问责他们了。今天该不该对李文亮评功摆好，武汉市地方公安派出所是不是委曲，也就一目了然了。
　　如果说这些“假设”，是对李文亮要求过高，那么为何在他之前，已有人做到了？例如张继先医生2019年12月27日就秉持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职责，向疫情管理机构报告了异常情况，从而得到了国家的立功表彰。说明李文亮并非不能做到，并非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对，而是本身就缺乏“让社会群体免于灾难”的意识。真正的功臣因为还活着，所以在某些人那里就冷漠以对，而去世的李文亮在某些人那里就成了“人权卫士”“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岂不是显得有些人不是头脑简单，就是别有用心吗？
　　那些危及社会稳定、制造恐慌的信息是恶性肿瘤，扩散起来危害的是整个社会机体。凡属于这类的信息，且不说对虚假的要禁止传播，即使是对言之有据的信息，也不会由你任性地私下传播。否则，谈何社会的有效管理？天下岂不是乱套了吗？今天在“圈”里发“某个航班上有定时炸弹”，明天在“圈”里发“某某城市瘟疫流行”，不管后真假如何，都由不得你任性“发言”。“发言”可以，得依法依规，走合理有效的途径，有益于社会而不是有害于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李文亮接受训诫约谈，有何冤可言？
　　（202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