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有此理！”我忿忿地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男人就去找蓝科长要求平反。但是蓝科长说当年的结论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导下作出的。我男人不服气，就跟他大吵了一顿。回到家里，他还不停地骂蓝科长，说他是‘四人帮’的小尾巴，实现‘四化’的拦路虎。还说，小小的蓝科长有什么权力来阻止华主席对我的解放？”她用力抽搐了一下，继续说，“半夜里，他的心脏病就发作了，还没送到医院，就……连年也没有过到……”
　　我同情地点点头。
　　其明说：“你没到公司去反映情况吗？”
　　“去过了，”她擦了擦眼泪，说，“蓝科长说，我男人是一般病故，我说他是被你气死的。蓝科长说，好端端的人怎么气得死呢？我又说不过他。蓝科长说我只有三天丧假，要我料理好后事就上班，不能影响工作。我的小儿子还在黑龙江林场，他的身体不好，而是几块工资是管了吃的，管不了穿的，管了穿的，管不了用的。我的岁数这么大了，身边一个子女也没有，我想就叫小儿子来顶替他爸爸。可是蓝科长说，我们家情况特别，顶替问题，根本不予考虑。”
　　“啊？！”我大声地说。“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其明说：“你到局里去反映反映。”
　　“蓝科长说，如果我现在因为我男人的事，或者是儿子顶替的事，不上班，就按旷工论处。”她声音打颤地说，“我的小儿子在林场，我每个月都要贴补他。我是为了他……”
　　“你这样上班，老是要吃赔账，”我说，“工资都要赔光了。”
　　“可是，”她抬起泪眼，说：“我有什么办法呢？不上班，就是旷工，旷社会主义之工啊！”她说不下去了……
　　……
　　
写于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