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二，我和其明带着两个独幕话剧的剧本到我们的老师家去。老师在话剧团工作。半年前，他曾布置我们每人完成一个作业——某个短篇小说改编一个小型话剧。经过半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这项作业。我们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学生给老师拜年，带点礼品是理所应当的。我和其明准备买一些糖果糕点之类的东西送给老师。
　　于是，我们来到了老大房食品店。走进老大房已经是八点半了，这儿离老师的家大约还有一刻钟。我们和老师约好是上午九点到他家。
　　在琳琅满目的柜台前，我审视着、挑选着，想买一种既能使自己满意，又能让老师喜欢的食品。
　　“季翔，我买了一听乐口福，”其明拿着一听乐口福洋洋得意地回到我的身边，“你看，这上面写着，本品‘且亦为馈赠亲友的高尚礼品’。”
　　“高尚礼品！”我很高兴地说，“太好了！你看再买这种水果鸡蛋条好吗？”
　　“好哇！”其明指着一位中年女售货员说，“哎，到这里来买，她是优秀售货员。”
　　我很不擅社交，和女同志一接触便要脸红。我真想叫其明来买，但转念一想，叫他来买就意味着叫他掏腰包，那怎么行呢？一咬牙，我便张口招呼女售货员；“同志，买、买……”过分的紧张，使我有些结巴，“称一斤这个，鸡蛋条，噢，水果鸡蛋条！”
　　我提高了嗓门：“嗯，同志，称、一斤半好了。”
　　她连头也没回，换了一个稍大一些的纸袋。
　　“我先把钱算好，”我看了一下手表说，“省得等会儿多费时间。”
　　“没有必要，”其明说，“人家是优秀售货员，算账一口清。”
　　“现在已经是八点三十八分了，除了路上的时间，我们还有7分钟。”我计算着。
　　女售货员拿着纸袋回到柜台上，这时已经有不少人等候着想买东西了。她低头看了看价格牌，很和气地说：“鸡蛋拉花，九毛四分六两粮票一斤，一斤半是……”
　　“同志！”我有些不高兴地急切地说，“我要的是水果鸡蛋条，不是鸡蛋拉花！”
　　她“啊”了一声，“对不起！”便把鸡蛋拉花倒回箱子里。拿着纸袋去盛水果鸡蛋条。
　　“哎？”我自言自语地说，“她怎么拿这只用过的纸袋啊？水果鸡蛋条又硬又重，装一斤半那还不破啊？”
　　只见她操了三勺放进纸袋，然后看了看称点，又装了四勺，称杆还是没有翘起来，她又加了两勺，称杆还是没有翘起来。她像刚做醒梦似的，连忙把称砣上的加重片拿了下来，称杆便高高地翘起。
　　咳！真是昏了头了！
　　女售货员连忙操出一些，哎呀！又太少了！她又装了一些，又太多了！咳！怎么搞的？
　　“这算什么优秀售货员啊？！时间都被她耽误了！”我生气地想着，不禁又看了看手表：八点四十五分。真急人！
　　称，终于平衡了。女售货员把纸袋刚一放到柜台上，纸袋就破了。
　　“怎么搞的？”我终于忍不住了。
　　“对不起！”她轻声地说。转身拿出一只新的纸袋，把散落的鸡蛋条朝纸袋里装。
　　我怕多耽搁，把价钱事先算好了：“一斤一块零八分，一斤半是一块六毛二，九两粮票。”
　　她像没听见似的，把纸袋扎好，然后低头看了看价格牌，“水果鸡蛋条，一块零八分六两粮票一斤。你买一斤半是一块、一块六毛二、九两粮票。”
　　“我给你两块、一斤。”说着，我把钱和粮票交给了她。
　　她接过钱和粮票，转身走了。
　　“唉，”我对其名说，“你看，她也可以算优秀售货员？”
　　她走了过来，把余下的钱和粮票交给了我：“你点点看。”
　　我接过钱和粮票，一点，不对！我忙叫住了她：“同志，你钱找错了。”
　　“钱找错了？……不会的……”她瞪大眼睛望着我。
　　“咳！”我急着想走，不想多纠缠，“你——”
　　“当，当……”店里的挂钟响了九下。
　　“九点！这是我们和老师约会的时间！”我心里想着，“咳，现在只好迟到了！都怪这‘优秀售货员’！”
　　我把她多找的钱还给她，“你多找三毛六。”
　　“你买一斤半鸡蛋条，是一块二毛六。”她不敢伸手接钱。
　　我看着她麻木的脸，不知从哪儿来了一股火：“你这个人怎么搞的？上班一点不安心！”
　　“我……我是不安心。”她用轻得只有自己才能听得见的声音说。
　　“什么？”我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嗓门，“叫你称鸡蛋条，你却称了鸡蛋拉花！不安心，不安心你就别来上班！”
　　“不来上班？”她触电似的摇了摇头。
　　“季翔！”其名拉了我一下，“你一向不发火，今天怎么火气这么大啊？”
　　“我！”我正想分辩。
　　“好了，过年吵什么架啊？”其明对我说罢，便把我手里的钱拿去递给她，“钱给你，偶然出个差错也是难免的，是不是啊，优秀售货员同志。”
　　“优秀售货员？”她痛苦地低下头，“我，我不配当！”
　　“你也太谦虚了！”其明半开玩笑地说。
　　看着其明的神情，我的火气更大了，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更何况又是对她这样的人！
　　其明对她说道：“你过去肯定是不错的。”
　　“过去……”我看见她咬了咬嘴唇，两颗晶莹的泪珠从眼眶中涌出，“你们可以提意见。”她指了指挂在墙上的意见簿。
　　这时，一位中年顾客在一旁忍不住开腔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虚心啊？人家向你提意见，都是为你好，你倒叫人家往意见本上写。口头提意见和书面提意见不是一样的吗？这意见本我也有教训，写和不写都一样！”
　　我忽然觉得这个女售货员哭得有些蹊跷，很想打听个端详，这位中年顾客的打抱不平显然会影响到我的“侦探”工作。我正想开口，只听其明说：“你这位同志的话太偏激了，她过去肯定是不错的，要不，这么多售货员，怎么单单她当上了优秀呢？当然……”
　　“优秀售货员？”不等其明说完，中年顾客便急忙插嘴了，“冒牌货！”他悻悻地走开了。
　　我很理解中年顾客的心情。但是，我更想弄清这位女售货员为什么会这样心神不定呢？
　　“同志，”其明先开口了，“你是身体不好呢，还是因为其他原因？”
　　“我……”她又涌出一串泪珠，“我男人死了。”
　　“哦！？”我这才发现，她的头发上戴着一朵小小的白花。
　　听到这话，在一旁等候的顾客，都向她投来同情的目光。许多人别的售货员选购自所需的物品。
　　“人总有一死，既然死了，便不能复生。”其明安慰道，“你也不必过份伤心了。”
　　“他，他……”她掏出手绢，哽咽住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轻轻地问了一句。
　　“我男人过去是我们公司的经理，”她擦了擦眼泪，抽泣着说了起来，“文化大革命中，他说了几句闲话，就被开除党籍，打成‘右派’、‘走资派’。我们的两个儿子，打的分到云南插队落户，后来，上调到县里农机厂。为了他的上调，我们不知道用了多少钱！小儿子被派到黑龙江林场。现在，华主席和邓副主席拨乱反正，我男人的冤案得到昭雪，局里要他继续工作。我们一家人不知道有多高兴了！后来，就到公司报到。公司组织科的什么蓝科长，硬说我男人不能恢复工作。”
　　“为什么？”我问。
　　“蓝科长说，根据我们公司的具体情况，我男人的‘右派’结论是正确的。”
　　“岂有此理？”我不禁脱口而出地喊了起来。
　　“蓝科长还说什么，他要到局里去反映情况，要求撤销为我男人恢复党籍、恢复工作的决定。”
　　“这小子太狂妄了！”我又喊了起来。心想，你蓝科长算老几呀？！
　　其明用脚碰了我一下，向女售货员问道：“那你男人到底有什么错误呢？”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看不惯蓝科长的行为，噢，蓝科长当时还是什么造反大队司令，就说了几句闲话，蓝科长知道后，就说我男人反对文化大革命，一棍子把我男人打成‘右派’，后来，又加了一顶更大的帽子——‘走资派’！”说着，女售货员的声音变得嘶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