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临去山西前，我还在翻看堆在案头边的《山西古迹志》。这书十几年前从旧书店淘来，一直就放在书桌上的书堆里，倒也不是说会经常去翻看，只是没想收到书架里积灰。这书谈不上稀罕，上世纪九十年代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才印了一千五百册，一本冷门的没什么人买的东西。书是两个日本人写的，水野清一和日比野丈夫，后者我不熟悉，就觉得名字挺奇怪，前者水野算是日本研究东亚史的著名学者。水野清一写的《龙门石窟》一书，是研究中国五世纪北部佛教石窟寺院有分量的著作。这本研究报告居然出了十六册三十二卷，在今天足可以让中国的学者汗颜吧。
　　日本学者对汉学的沉迷恐怕不单是一个膜拜心态那么简单，他们更多是学以致用的，或者根本就是抱以研究本国文化的心态。早年日本人无法抗衡西方列强，掠夺上古唐宋的重器珍玩，转而大量收集西方人不懂，中国本土文人不屑的明清二代书籍。举个简单的例子，古琴一直是中国文人的代表性乐器，有记载最早的琴谱是萧梁会稽人丘明的《碣石调幽兰》，而今天我们所见的文字谱，就来自杨守敬日本访书时所见的宝素堂抄本。我们无法想象这些东西假如不是日本人的收罗，我们今天是否还可能一窥当年。从这一点上，日本早期文人对中国文化的保护似乎是有功绩的。
　　日本人在侵华战争前后，有一批学者来到中国，他们抱着各种目的，辗转在中国的各个地方，分析着评述着中国。比较出名的如宫崎市定写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关于这部著作诞生的背景比较悲催，仅仅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在侵华前，为了想控制中国而需要对中国历史政策方面进行研究。宫崎市定便是受日本国策调查机构东亚研究所委托，承担清朝官制与官吏甄选制度这个项目。后来宫崎市定的学人心态把这书做成了没有参考价值的学术文章，被当政的部门废弃，转而此书成就了他成为东亚研究巨擘的开始。
　　水野清一写这本《山西古迹志》时，正是倭寇在华猖狂时，中国大好河山处于沦亡边缘之际。水野清一和他的同事，从一九四〇冬季开始，由大同一路南下，考察了三晋大地七八个县，直到来年的元旦到达山西最南处的风陵渡。他眼中的汾河流域，一片战火中的荒芜状态，中国古老的文明记忆在战火里一点一点湮灭。但是，三晋大地尚存的一些历史遗迹还是让他欣喜欲狂，毕竟这是和书本描摹无法相比的真实感受。
　　已经无法知道水野清一是以什么的目的开始这段艰辛的行程，也许是和宫崎市定那样，受某个机构的委托，想做一个战略规划的前期准备，也许是像更多战争中的投机者一样为偷盗而来，但是最后的结果却变成了他的一次野外历史遗物的考察。
　　一个考古学者的学术考察，上世纪的学人有着众多的共性，严谨细致却是最突出的。水野清一的这部记录山西古迹的小书，不仅有文字记述，还有大量的影像资料，虽然战争中缺失了一部分测量数据，但无妨他成为近代山西地面文物最珍贵的资料之一。在这本考古学者的考察笔记中，我们尚可以窥见当初天龙山圣寿寺的建筑外貌，可以知道天龙山第九洞窟前是有楼阁的，还有很多今天无存或改了容颜的旧时风貌。
　　我一度沉溺于这些黑白的影像之中，这些苍老却又盎然生机的建筑塑像，如同一本书或者一位智者，在静候他的后人某一日轻轻翻开，潜心聆听。我喜欢这样的地方，也渴望能够有一天可以呆立在风中，感受下前朝的声音。
　　这一年其实过得很不如意，变化来临的时间点放在知命这个坎上，我似乎很不适应，也有一些茫然。选择尽管是人生不断经历的，但难免还是有如履薄冰，甚至畏缩的想法。我其实不知道自己害怕什么，或者说我是真的不知道我想要干什么。
　　离开生活的城市是我一直想做的，哪怕只是短暂的一时。所以我决定先逃避一段时间再说。
　　车到大同府老天就开始下雨，淅淅沥沥，甚是萧飒。山西的朋友说，这个季节能够看到山西的雨是一种机遇，人品是有问题的。老实讲我很讨厌雨天，那种写就雨天浪漫的文字都是骗人的鬼话，尤其在这秋意浓烈的平城故地。
　　二
　　谈及平城自然联想北魏孝文帝，或者再深刻一点，联想一点关于拓跋族放弃鲜卑习俗完全汉化的说辞。习惯思维中的拓跋一族的汉化显得那么简单，然而我们稍微深入思考一下，就可以发现所谓汉化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绝非是草原民族追慕汉文化的自觉改良。草原民族的汉化终其原因还是游牧社会进入农业社会的必然变化，进入长城后的游牧民族，社会状态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原先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当下的现状，如何在短时间内生成一套成熟的国家管理方式，那么选择借鉴中原的政治文化体系是很自然的，当然这样的直接运用是痛苦的，惨烈的，双方都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促成草原民族作出这样的艰难的选择，关键还是在于农耕生产给统治阶层带来的巨大利益。孝文帝拓跋宏之前的北魏政权一开始选择了杂相糅乱政策，汉人并没有真正走进统治的中心，先期这样的状态还勉强可以运行，可是当地域子民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后，弊端就显现出来。比如北魏前期官吏是没有俸禄的，他们的财富来源是掳掠，可当没有可掠之财时，政局的混乱也是必然的。冯太后时期汉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尤其得到年轻的贵族喜欢，新旧思想开始在政治中碰撞，摆在孝文帝面前的并不是和稀泥的工作而是选择。
　　有野心或者是抱负的帝王，他们与地方权臣的思想必然是相悖的。年轻地的孝文帝采取了一种很极端的手法，他率领了拥戴新政的权贵踏上了南征的道路。不过他并不是想征服南方，他明白自己还不具备这样的实力，他只是借此名目离开了保守势力下的平城，在比干墓前发出信号，在洛阳城停住了脚步。
　　即便是拥戴他的年轻贵胄也不是完全同意他的迁都之举，比如他的太子年少的拓跋恂。史料中有一条是这样讲的，太子“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看来太子是与北方老臣思想一致的。以元丕为代表的拓跋权臣反对迁都的理由中有一条，黄河流域的气候不适合北人生活，容易水土不服，增加死亡率。
　　没有得到足够支持，年轻的拓跋皇帝，无奈中只得再一次穿上了黄金战甲，骑上了白龙驹，他说我还是继续南征吧。南征意味着什么，身边的宠臣们很清楚，皇帝需要什么他们同样很明白，于是全票同意迁都洛阳。当然妥协意味着利益的满足，盘踞在平城的拓跋权臣们，在经过讨教还价之后，也表示同意皇帝的决定。
　　皇帝做到这份上，应该算是比较憋屈的。所以当太子北归吊唁冯太后之兄太师冯熙时，北方权臣得到了某种契机，年少的太子卷入了政治纷争的漩涡。拓跋恂死时才十五岁，即便是草原民族也算不上成熟的男性，政治城府要说有多么深刻相必也是附会的。孝文帝剪灭太子，无非就是二个想法，其一告诫所有心存贰心的人，其二重点还是为下一任接班人扫除障碍。
　　但全盘汉化和迁都之举并没有解决北魏政权的问题，从时间上来看，拓跋宏自亲政到死亡前后不过九年，死后到整个北魏政权灭亡分裂也不过三十五年，相对整个北魏政权一百四十八年的历史，他的改革和融合政策，似乎有点下药过猛的感觉。
　　三
　　从平城到洛阳，拓跋一家从兴旺到衰亡，而自拓跋一家走后，平城再无安宁，拓跋一家留下的似乎只有武周山南的那些洞窟。那个叫昙曜的凉州僧人，将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世帝王凿成偶像，供人膜拜，复兴了佛教在中原的传播。谁又想后代的拓跋领袖们，竟然举国家之力在这武周山麓开窟造像，佛家开心了，想来北魏的百姓是愤怒的。
　　今天的大同古城，一片废墟再建之中，明朝的代王府也在明末兵火之后，再次拔地而起，与五彩九龙壁连成一个完整的旧口新腹的赝品。辽金时代的华严寺也新造了华严木塔等一系列建筑，让辽人的薄伽教藏殿和金人的大雄宝殿，湮灭在一众仿制建筑里。本以为今天的大同府已经难觅当年旧迹，直到看到那处清冷的善化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