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十分惭愧，当了几年知青，生产队里分给我的自留地，我却从没去锄一把地、扯一把草。所有的活路都是由张哥一个人操持，有时我甚至都不知道，我自留地里种的是什么。不仅如此，刚下乡时因年龄的确太小，既不会做饭也不会洗衣，那时，多亏了姐姐教我如何做饭，还常常帮我洗衣服。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姐姐张哥的帮助照顾，真不敢想象那几年的知青生活会将怎样渡过。
　　准侄女婿听完我的故事，忙拿起电话，挨个找当地的村干部，帮我打听姐姐的下落。在问到第三个村干部时，终于有了有关姐姐一家人的信息。原来，姐姐一家十多年前就搬迁到重庆去居住了。巧在那位村干部与姐姐的大孩子中华，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大娃儿是同学，仍有通信往来，便要过来了中华的电话号码。
　　我试着按号码拨过去，问明了中华确是姐姐的孩子，便问他记不记得当年生产队里有个与他母亲同姓的知青？
　　你是舅舅，我记得你！这么多年，没有您的讯息，好想您哦。听到中华叫舅舅，我的意识在瞬间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年前，禁不住热泪立即便盈满了眼眶。
　　中华说，父亲第一次走出山村，就是陪我回城里；父亲带回来的旧衣裤，帮他们掩盖了光屁股赤露胳膊腿的尴尬和羞涩。尽管现在什么都有了，但那时为有一件遮风挡寒衣物而欢喜的情景，永远都忘不掉。中华还主动介绍了自己和弟弟妹妹的情况，从中华介绍的情况看，姐姐一家过得都佷幸福，我不禁从心底里感到由衷地高兴。
　　我问中华妈妈爸爸在哪里，中华说与他住在一起，只是现不在家，约定一会再联系，便挂了电话。
　　隔了一小时左右，我又一次拨响了电话，电话一通，话筒传来约为苍老的女性声音，急迫地问是XXX吗，我想应该就是姐姐了，便叫了声姐姐，姐姐在那头也哽咽着叫唤着兄弟。我愧疚地对姐姐说，前些年因为忙工作、忙家庭、忙生活，没时间寻觅姐姐的讯息，待到前两年退休了再去寻觅，却早已物是人非，对不起姐姐一家当年对我的关怀照顾。姐姐说，现在年纪大了，记忆力也不好了，只记得当年生产队里来了位知青弟弟，许多年没联系，名字也记不起了；到是张哥一听中华说，便记起了我的名字，和当年的许多往事。我说姐姐您如今也该有七十岁了吧。姐姐说今年69了，明年就70岁了。接着张哥来听电话，我与他互说了分别后这些年各自的经历和生活；不约而同地感概着岁月催人老的沧桑。当年，年少无知的我蹦蹦跳跳着就下乡落了户，如今再续姐弟之缘，我已是花甲之人，而姐姐与张哥也都已是近70的老人了。岁月啊，真的就是无情。
　　姐姐说，联系上了不容易，就让侄子中华开车来接我去重庆，大家见个面。我说太麻烦侄子不好，我一定抽个时间去重庆，因现在已记不得当年离开生产队时，是否向姐姐和张哥说了谢谢，今天有了机会，无论如何是要去当面说声谢谢的。
　　第二天，我便匆匆地赶到了重庆，在杨家坪打电话告诉中华我已到了，不一会中华开着车来接我。眼前的中华早已不是当年跟在我屁股后面闹着玩耍的大娃儿了，已是气宇轩昂、年近五十的企业老总。中华将车停在我身前，问我您是舅舅吗？我说你是中华？中华笑着说，舅舅，我就是中华。我上了车，中华拉着我回家去。车到在天龙滩附近，中华放慢车速，指着街道旁打扫卫生的老人对我说，那就是他父亲。我仔细定神一看，眼前的老人背已有些微驼，身板儿也有些瘦小，但从五官上还依稀能看出张哥当年的模样，便高声招呼着张哥张哥。张哥抬头寻声望过来，看到中华的车，估计应该是猜着是我来了，便急忙向街边走来，我也忙打开车门欲下车，中华连忙说，这里不能停车，告诉张哥到前面街转角。到街转角，没等中华停好车，我急忙下车去，远远看着张哥气喘呼呼地跑来，我紧跑几步迎上去，情不自禁地与他拥抱在一起，惹得过往的行人都投来好奇的目光。我与张哥在街边就兴趣盎然地聊了起来。张哥说，我离开生产队后不久，就改革开放了，家里日子好过了些后，他到城里去找过我。那年他送我回城过春节时，记得我们家住的街道叫曙光路；但他不知道那是“文革”破四旧后改的新街名，“文革”结束后，新街名就废弃了，又叫回了以前的老街名；所以，他无从打听到我的下落。再加后来，我调到了另一座城市工作，音讯更无从寻起了。我说几十年来一直未敢忘记当年张哥和姐姐对我的帮助和照顾，就想当面对他们说声谢谢。张哥说，那叫什么帮助照顾呀，当时条件太差，吃不饱也穿不暖，凑合着多喝一碗稀粥而已，算不上什么的；倒是那时，因家里穷，有时走亲戚连条象样的裤子也没有，还向我借过裤子穿呢。还特别感谢那年送我回城，我父亲送了他几件旧衣裤，解了孩子们缺衣短裤的烦愁。不知不觉聊了个多小时，我担心中华的车在街转角停久了会被交警开罚单，便匆匆与张哥告别了。张哥说，请会假回家去陪我。我说不用，我们能再见面就佷高兴了，不能因为陪我，影响了工作。
　　 重新上车，中华说他父亲还象当年一样，责任心很强，干活从来不请假。中华接父亲进城，本意是让他休息，享受晩年；但父亲闲不惯，偷偷出去应聘过保安、保洁员之类的工作。去年，中华强制父亲休息；结果，父亲闲下来就病了。病好后，父亲又执意要工作，中华无奈，就只好随父亲心愿了。
　　告别了张哥，我和中华回到家里。在家里见到了姐姐。当年离开生产队时，姐姐还不到三十岁，尽管已有了三个孩子，仍旧不失靓丽多姿的风彩；如今的一张脸上已爬满了皺纹，雕烙着岁月峥嵘的印痕。我握着她满是茧迹的手掌，想象着岁月对她的磨难，眼角里不禁盈满了热泪。姐姐说，因为年龄关系，过去的许多事情都渐渐地淡忘记不得了，唯有对当年的那个知青弟弟充满了牵挂，没想到几十年了还能让我们姐弟俩再见上面，真是个高兴哦。我说，再当面对她说声感谢，是我几十年来一至藏在心中的宿愿。姐姐摇着头说，既是姐弟了，那有什么感谢不感谢的；虽然不是一母所生，但这份真情比亲兄妹还亲，希望我们能从此多走走，彼此都有个挂掂。我连忙点头，说今生得以认拜你这个姐姐真好！说着泪水便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潸潸而下……
　　中华忙抽出纸巾递给我和姐姐，我和姐姐都渐渐止住泪水，互说起一些当年记得记不得了的生活琐事。
　　姐姐说，那时候家里穷，又不准喂猪、羊、鸡、鸭；也不准种瓜果树苗之类的经济作物；说那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种了要变“俢”，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决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的自留地是张哥给耕耘的，张哥便在我的自留地上种上了烟叶。那时，烟叶在集市上能卖上很好的价钱，些许的烟叶收入就可以换来一家人相当一段时间的盐茶醋糖、针头麻线等生活必需品。因为我是知青，上头也不太管知青自留地里种些什么。为张哥种烟叶创造了条件。那些烟叶，帮了姐姐家大忙，为度过那个难熬的年代起到了缓解和松滋的作用。
　　姐姐还记得，有一年我的工分值不够，分不回全年的口粮。张哥那时是队里的记分员（生产队共有两个记分员，一个是张哥，一个是副队长兼记分员），我让张哥给我加些工分；但他胆小不敢加，说让大家知道了，自己解释不清。我看张哥不敢，就想办法打副队长的主意。一天晚上，我请副队长喝酒，酒过三巡，请求副队长给加记些工分，好分回全年的口粮。没想到，副队长很爽快地答应了。但副队长让我帮忙给他弄瓶云南白药。那时，云南白药佷紧俏，一般人根本买不上，得有掌管着权力的人批条子，才能买到。可我又不认识那些掌权的人，自然也买不到云南白药。但我又不想副队长答应了的工分，就此泡汤，便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可我回城里，找了许多人也没买到。在实在无奈的情况下，我只好动了歪脑筋。托朋友找了个云南白药空瓶子，往里塞了些面粉和粉笔灰，用蜡烛封烙好瓶口，送给了副队长。结果，还真换回了一年的口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