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期间回老家省亲，家人团聚闲聊中得知准侄女婿现在工作的地点正是四十年前我下乡插队当知青的地方，便不禁向他详细打听起当地数十年来的变化。其实，早在两年前我刚退休后不久，便重踏过一次当年为之抛洒过青春、流失过血汗、记忆过无数酸辣苦甜的“故居”。
　　记得那天，我一路驱车沿新筑建起不久的柏油公路向“故居”驶去，从车窗里望向公路两侧，山似乎还是那些山，依旧蜿蜒起伏、脉脉连绵；却多了树木郁郁葱葱的覆盖，一片绿茵茵的景致，显露出旺盛的生命活力。四十年前，我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可没有这番景象。那时，烙印在眼眶里的是满山的荒寂，泛黄的泥土裹着浅红的岩石星落棋布、漫山遍野，几乎连树木也羞于生长在这片土地上，偶尔在岩缝崖璧间伸出一二棵树干枝，也如无奶的孩子般，饥黄焦裂，瘦骨嶙峋……
　　车沿宽敞的公路前行，凭着些许的记忆，感觉已进入了当年插队时所在的公社境内。但举目四望，却完全没有了当初公社所在大院的影子，凹凸不平的山沟丘壑已被两座高大雄伟的火电站烟囱填垒得平坦整洁。
　　在路边向一位电厂工人询问，工人说公社大院一二十年前就被推平了，现在成为了火电厂的生产车间。再问及当年我所落户的二大队八队，工人说现在都改为村社了，原来的生产队也早不成在了。问明了去生产队的大致方向，我又急忙驱车前往。
　　照距离算，到了原生产队的大致位置，放眼远眺，找不出记忆里当初的一丝模样。看见有位中年妇女在田间劳动，便凑过去问，脚下是否就是二大队八队。中年妇女说现在叫村社，已分不清原来生产队的界限。再问及原先队里一些上了年纪的人的名字，妇女说，现在50以下的中青年人都外出打工了，许多人在外或城里买了房，一家老少都离开乡村了，想找一位熟知四十年前情况的人，并不容易。
　　的确，因社会的发展、岁月的变迁，经历了四十余年的风雨洗涤，早已物是人非。想寻觅一些旧人、旧物、旧址的心愿，自然也就落空了。缅思而去，惆怅而归，心核里总留下着一缕淡淡的惆绪。
　　恰巧，准侄女婿在派出所工作，对基层又比较熟悉，便托他打听一下我的姐姐及其家人的情况。我要说的姐姐，有点特殊；她并不与我一母同胞。而是因我们同姓，而互认的本家姐弟。
　　那是我下乡的第二天，也是我第一次正式参加劳动（因前一天刚到生产队，天色已晚，没有参加劳动）。上午，队里组织社员挑大粪，将保管室地坝旁粪塘里的粪便挑上村后面半山坡上的粪池。社员们一上午挑两挑就算完成任务。我是第一次劳动，看到社员们纷纷从粪塘里用粪舀子往粪桶里舀满粪便，然后肩挑着大步流星地向半山坡上奔去，自己却不知道该干什么，便傻呆呆地站在离粪塘远远的地方看着。
　　小知青，过来。你今天是第一次参加劳动，只给你舀了半桶的粪，试着挑上坡去。队长冲呆在一旁，以手掌掩捂住鼻腔的我喊道。听队长叫喊，我怯涩涩地往粪池旁缓慢地挪动了两步。从粪塘里飘散而来的一缕臭气瞬间弥撒进五官，强烈地刺疼着嗅觉。我不由自主地将刚刚挪移的两步，又收退了回来。队长见状说，你这娃娃还怕什么臭，粮食就是用大粪淋出来的；当知青了，不能还象在城里那样，以后，又脏又累的活多着呢；习惯就好了，快过来挑上坡去吧。听队长这么一说，我只得硬着头皮去粪塘前，强忍着恶心的臭味，挑起担子趄趄洌洌地往半山坡走去。不一会，担子两头粪桶里散发的臭气就熏得我不敢敞开呼吸，连忙用一只手捂紧鼻腔，一手扶着扁担，揺摇晃晃地走在那仅有二三十公分宽，还崎岖不平的田坎小路上。小路两侧长满了旺盛的青草，长长的草叶伸出路边坎子，蔓延覆盖住路径，前一脚走过后，下一脚不知该往哪里踩去。正在为难之际，一位妇女已挑着空粪桶从山坡上下来，到我身旁，伸出一只手掌替我扶稳担子，说小知青，你姓啥？我说了姓氏。妇女说，和我一个姓，是本家了；叫我声姐姐，我替你担上坡去。我以为妇女是在开玩笑，见她不但身材硕健，人也蛮漂亮，浑身透露出一种成熟女性朦朦胧胧的美丽；也不管她是真与我同姓或是逗着开心，便羞涩涩地叫了声姐姐。嗯。听我叫完姐姐，她咯咯地笑着答应了一声，放下她肩上的担子，也不用我放下担子，一伸手就从我肩头托起担子移到了她肩上，对我说，将空粪桶挑回去吧；然后，甩开大步向山坡上奔去。
　　后来我才知道，妇女真的与我同姓，我也心甘情愿地认拜了这个姐姐。当初认拜姐姐，或许只是那戏剧性的邂逅很好玩，亦或孑然一身孤零零地身处异乡，有个“亲人”，总有一丝排遣孤寂的安慰。但这个认拜姐姐，在我几年的知青生涯中对我的关心照顾之多之大之周到，是我初始并没料到的。
　　在姐姐对我的许许多多关怀中，很多的细节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已渐渐淡忘了，但有几件事在我脑海里依旧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就如昨日的故事一般清晰。
　　一天中午收工后，我正准备煮午饭，大娃儿来叫我去姐姐家吃饭。那时姐姐已有了三个孩子，大娃儿就是姐姐家的老大，当时也就八九岁的样子。我问大娃儿，家里有什么事么？大娃儿说不知道，只是妈妈让我来叫你去吃饭。我进了姐姐家，也没看到有客人，想没事干嘛叫我来吃饭。那时，虽然我也常去姐姐家吃饭，但基本都是在我确实没米下锅，或者没柴生火时，才主动厚着脸皮去姐姐家噌饭；或者是逢年过节、姐姐家谁过生日、来个客人什么的时，会叫我去家里。那时，姐姐家和当地社员一样都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生产队每年分配的粮食一般都只能维持九到十个月的生存，其余时间得靠自己扒红苕、挖野菜、捉鱼虾等方法寻觅食物度日。所以，姐姐家生活也不宽裕，何况还有三个正吃长饭的孩子。我问张哥（姐姐的爱人，因姓张，所以我喊他张哥），今天干嘛？张哥说，你忘了？我说什么忘了？我什么也不知道呢。姐姐说，今天不是你18岁的生日吗！我一拍脑袋，才恍然大悟，竟是我的生日。张哥说，18岁，对你们城里娃娃佷重要；可惜，现在条件差，不能给你办个象样的生日；还好，家里有只猫，你姐姐早上就让我宰了猫，做了个粉蒸猫肉，也算给你过个生呢。粉蒸猫肉端上桌来，三个孩子因长期没有肉吃，都眼睁睁地盯着猫肉。姐姐却不允许他们动一筷，说今天是舅舅的生日，猫肉是让舅舅吃的。我满眼盈着热泪，将猫肉挑进孩子们的碗里。张哥却将大半的猫肉分拣到我碗里，还不断地催促我快吃，说猫肉凉了会有腥臊味。那是我这一辈子里唯一吃过的一次猫肉。现在已记不清那猫肉的味道了，但姐姐一家为我过的18岁生日的情景，永远难忘。
　　有一年，临近春节，我打算着用队里分配的小麦做一些干面条带回家去。张哥知道后，说刚好今年喂了几只鸡，下了些蛋，就将鸡蛋加在面粉里做吧，那样的面条好吃。接着，张哥就将小麦磨成面粉，再在面粉里加入鸡蛋，又亲手操作做出了面条，再经太阳晒干，用纸包装好，就成了方便存放的干面条。可做好了一看，竟有五六十斤之多，尽管那时我已十八九岁，但这么重的负荷，凭我那单薄的身板，无论如何也是拿不回去的。那时没有公路，一百二十余华里的回城路，只能靠步行。我空脚甩手回城一次都累得要命，那还敢担带那么重的东西上路。张哥看我愁眉不展，说别愁了，我送你吧。走的那天，张哥不但将五六十斤重的干面条放进了箩筐，还将队里分配的一些芝麻、花生放了进去，再装了一箩筐的大头菜干，估计挑子里已有百多斤了。我与张哥从早上七点左右出发，一直到天擦黑才到家。我父母见张哥帮着挑这么多的东西回来，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总之是一番一塌糊涂的感谢。张哥玩了一天，便急着要回家，父母亲就找出一些家里的旧衣服送给张哥；正解了张哥家孩子缺衣短裤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