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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 姐

作者:古月银河    授权级别:A    精华文章    2019-10-27   点击:


  国庆期间回老家省亲,家人团聚闲聊中得知准侄女婿现在工作的地点正是四十年前我下乡插队当知青的地方,便不禁向他详细打听起当地数十年来的变化。其实,早在两年前我刚退休后不久,便重踏过一次当年为之抛洒过青春、流失过血汗、记忆过无数酸辣苦甜的“故居”。
  记得那天,我一路驱车沿新筑建起不久的柏油公路向“故居”驶去,从车窗里望向公路两侧,山似乎还是那些山,依旧蜿蜒起伏、脉脉连绵;却多了树木郁郁葱葱的覆盖,一片绿茵茵的景致,显露出旺盛的生命活力。四十年前,我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可没有这番景象。那时,烙印在眼眶里的是满山的荒寂,泛黄的泥土裹着浅红的岩石星落棋布、漫山遍野,几乎连树木也羞于生长在这片土地上,偶尔在岩缝崖璧间伸出一二棵树干枝,也如无奶的孩子般,饥黄焦裂,瘦骨嶙峋……
  车沿宽敞的公路前行,凭着些许的记忆,感觉已进入了当年插队时所在的公社境内。但举目四望,却完全没有了当初公社所在大院的影子,凹凸不平的山沟丘壑已被两座高大雄伟的火电站烟囱填垒得平坦整洁。
  在路边向一位电厂工人询问,工人说公社大院一二十年前就被推平了,现在成为了火电厂的生产车间。再问及当年我所落户的二大队八队,工人说现在都改为村社了,原来的生产队也早不成在了。问明了去生产队的大致方向,我又急忙驱车前往。
  照距离算,到了原生产队的大致位置,放眼远眺,找不出记忆里当初的一丝模样。看见有位中年妇女在田间劳动,便凑过去问,脚下是否就是二大队八队。中年妇女说现在叫村社,已分不清原来生产队的界限。再问及原先队里一些上了年纪的人的名字,妇女说,现在50以下的中青年人都外出打工了,许多人在外或城里买了房,一家老少都离开乡村了,想找一位熟知四十年前情况的人,并不容易。
  的确,因社会的发展、岁月的变迁,经历了四十余年的风雨洗涤,早已物是人非。想寻觅一些旧人、旧物、旧址的心愿,自然也就落空了。缅思而去,惆怅而归,心核里总留下着一缕淡淡的惆绪。
  恰巧,准侄女婿在派出所工作,对基层又比较熟悉,便托他打听一下我的姐姐及其家人的情况。我要说的姐姐,有点特殊;她并不与我一母同胞。而是因我们同姓,而互认的本家姐弟。
  那是我下乡的第二天,也是我第一次正式参加劳动(因前一天刚到生产队,天色已晚,没有参加劳动)。上午,队里组织社员挑大粪,将保管室地坝旁粪塘里的粪便挑上村后面半山坡上的粪池。社员们一上午挑两挑就算完成任务。我是第一次劳动,看到社员们纷纷从粪塘里用粪舀子往粪桶里舀满粪便,然后肩挑着大步流星地向半山坡上奔去,自己却不知道该干什么,便傻呆呆地站在离粪塘远远的地方看着。
  小知青,过来。你今天是第一次参加劳动,只给你舀了半桶的粪,试着挑上坡去。队长冲呆在一旁,以手掌掩捂住鼻腔的我喊道。听队长叫喊,我怯涩涩地往粪池旁缓慢地挪动了两步。从粪塘里飘散而来的一缕臭气瞬间弥撒进五官,强烈地刺疼着嗅觉。我不由自主地将刚刚挪移的两步,又收退了回来。队长见状说,你这娃娃还怕什么臭,粮食就是用大粪淋出来的;当知青了,不能还象在城里那样,以后,又脏又累的活多着呢;习惯就好了,快过来挑上坡去吧。听队长这么一说,我只得硬着头皮去粪塘前,强忍着恶心的臭味,挑起担子趄趄洌洌地往半山坡走去。不一会,担子两头粪桶里散发的臭气就熏得我不敢敞开呼吸,连忙用一只手捂紧鼻腔,一手扶着扁担,揺摇晃晃地走在那仅有二三十公分宽,还崎岖不平的田坎小路上。小路两侧长满了旺盛的青草,长长的草叶伸出路边坎子,蔓延覆盖住路径,前一脚走过后,下一脚不知该往哪里踩去。正在为难之际,一位妇女已挑着空粪桶从山坡上下来,到我身旁,伸出一只手掌替我扶稳担子,说小知青,你姓啥?我说了姓氏。妇女说,和我一个姓,是本家了;叫我声姐姐,我替你担上坡去。我以为妇女是在开玩笑,见她不但身材硕健,人也蛮漂亮,浑身透露出一种成熟女性朦朦胧胧的美丽;也不管她是真与我同姓或是逗着开心,便羞涩涩地叫了声姐姐。嗯。听我叫完姐姐,她咯咯地笑着答应了一声,放下她肩上的担子,也不用我放下担子,一伸手就从我肩头托起担子移到了她肩上,对我说,将空粪桶挑回去吧;然后,甩开大步向山坡上奔去。
  后来我才知道,妇女真的与我同姓,我也心甘情愿地认拜了这个姐姐。当初认拜姐姐,或许只是那戏剧性的邂逅很好玩,亦或孑然一身孤零零地身处异乡,有个“亲人”,总有一丝排遣孤寂的安慰。但这个认拜姐姐,在我几年的知青生涯中对我的关心照顾之多之大之周到,是我初始并没料到的。
  在姐姐对我的许许多多关怀中,很多的细节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已渐渐淡忘了,但有几件事在我脑海里依旧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就如昨日的故事一般清晰。
  一天中午收工后,我正准备煮午饭,大娃儿来叫我去姐姐家吃饭。那时姐姐已有了三个孩子,大娃儿就是姐姐家的老大,当时也就八九岁的样子。我问大娃儿,家里有什么事么?大娃儿说不知道,只是妈妈让我来叫你去吃饭。我进了姐姐家,也没看到有客人,想没事干嘛叫我来吃饭。那时,虽然我也常去姐姐家吃饭,但基本都是在我确实没米下锅,或者没柴生火时,才主动厚着脸皮去姐姐家噌饭;或者是逢年过节、姐姐家谁过生日、来个客人什么的时,会叫我去家里。那时,姐姐家和当地社员一样都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生产队每年分配的粮食一般都只能维持九到十个月的生存,其余时间得靠自己扒红苕、挖野菜、捉鱼虾等方法寻觅食物度日。所以,姐姐家生活也不宽裕,何况还有三个正吃长饭的孩子。我问张哥(姐姐的爱人,因姓张,所以我喊他张哥),今天干嘛?张哥说,你忘了?我说什么忘了?我什么也不知道呢。姐姐说,今天不是你18岁的生日吗!我一拍脑袋,才恍然大悟,竟是我的生日。张哥说,18岁,对你们城里娃娃佷重要;可惜,现在条件差,不能给你办个象样的生日;还好,家里有只猫,你姐姐早上就让我宰了猫,做了个粉蒸猫肉,也算给你过个生呢。粉蒸猫肉端上桌来,三个孩子因长期没有肉吃,都眼睁睁地盯着猫肉。姐姐却不允许他们动一筷,说今天是舅舅的生日,猫肉是让舅舅吃的。我满眼盈着热泪,将猫肉挑进孩子们的碗里。张哥却将大半的猫肉分拣到我碗里,还不断地催促我快吃,说猫肉凉了会有腥臊味。那是我这一辈子里唯一吃过的一次猫肉。现在已记不清那猫肉的味道了,但姐姐一家为我过的18岁生日的情景,永远难忘。
  有一年,临近春节,我打算着用队里分配的小麦做一些干面条带回家去。张哥知道后,说刚好今年喂了几只鸡,下了些蛋,就将鸡蛋加在面粉里做吧,那样的面条好吃。接着,张哥就将小麦磨成面粉,再在面粉里加入鸡蛋,又亲手操作做出了面条,再经太阳晒干,用纸包装好,就成了方便存放的干面条。可做好了一看,竟有五六十斤之多,尽管那时我已十八九岁,但这么重的负荷,凭我那单薄的身板,无论如何也是拿不回去的。那时没有公路,一百二十余华里的回城路,只能靠步行。我空脚甩手回城一次都累得要命,那还敢担带那么重的东西上路。张哥看我愁眉不展,说别愁了,我送你吧。走的那天,张哥不但将五六十斤重的干面条放进了箩筐,还将队里分配的一些芝麻、花生放了进去,再装了一箩筐的大头菜干,估计挑子里已有百多斤了。我与张哥从早上七点左右出发,一直到天擦黑才到家。我父母见张哥帮着挑这么多的东西回来,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总之是一番一塌糊涂的感谢。张哥玩了一天,便急着要回家,父母亲就找出一些家里的旧衣服送给张哥;正解了张哥家孩子缺衣短裤之急。
  说起来十分惭愧,当了几年知青,生产队里分给我的自留地,我却从没去锄一把地、扯一把草。所有的活路都是由张哥一个人操持,有时我甚至都不知道,我自留地里种的是什么。不仅如此,刚下乡时因年龄的确太小,既不会做饭也不会洗衣,那时,多亏了姐姐教我如何做饭,还常常帮我洗衣服。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姐姐张哥的帮助照顾,真不敢想象那几年的知青生活会将怎样渡过。
  准侄女婿听完我的故事,忙拿起电话,挨个找当地的村干部,帮我打听姐姐的下落。在问到第三个村干部时,终于有了有关姐姐一家人的信息。原来,姐姐一家十多年前就搬迁到重庆去居住了。巧在那位村干部与姐姐的大孩子中华,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大娃儿是同学,仍有通信往来,便要过来了中华的电话号码。
  我试着按号码拨过去,问明了中华确是姐姐的孩子,便问他记不记得当年生产队里有个与他母亲同姓的知青?
  你是舅舅,我记得你!这么多年,没有您的讯息,好想您哦。听到中华叫舅舅,我的意识在瞬间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年前,禁不住热泪立即便盈满了眼眶。
  中华说,父亲第一次走出山村,就是陪我回城里;父亲带回来的旧衣裤,帮他们掩盖了光屁股赤露胳膊腿的尴尬和羞涩。尽管现在什么都有了,但那时为有一件遮风挡寒衣物而欢喜的情景,永远都忘不掉。中华还主动介绍了自己和弟弟妹妹的情况,从中华介绍的情况看,姐姐一家过得都佷幸福,我不禁从心底里感到由衷地高兴。
  我问中华妈妈爸爸在哪里,中华说与他住在一起,只是现不在家,约定一会再联系,便挂了电话。
  隔了一小时左右,我又一次拨响了电话,电话一通,话筒传来约为苍老的女性声音,急迫地问是XXX吗,我想应该就是姐姐了,便叫了声姐姐,姐姐在那头也哽咽着叫唤着兄弟。我愧疚地对姐姐说,前些年因为忙工作、忙家庭、忙生活,没时间寻觅姐姐的讯息,待到前两年退休了再去寻觅,却早已物是人非,对不起姐姐一家当年对我的关怀照顾。姐姐说,现在年纪大了,记忆力也不好了,只记得当年生产队里来了位知青弟弟,许多年没联系,名字也记不起了;到是张哥一听中华说,便记起了我的名字,和当年的许多往事。我说姐姐您如今也该有七十岁了吧。姐姐说今年69了,明年就70岁了。接着张哥来听电话,我与他互说了分别后这些年各自的经历和生活;不约而同地感概着岁月催人老的沧桑。当年,年少无知的我蹦蹦跳跳着就下乡落了户,如今再续姐弟之缘,我已是花甲之人,而姐姐与张哥也都已是近70的老人了。岁月啊,真的就是无情。
  姐姐说,联系上了不容易,就让侄子中华开车来接我去重庆,大家见个面。我说太麻烦侄子不好,我一定抽个时间去重庆,因现在已记不得当年离开生产队时,是否向姐姐和张哥说了谢谢,今天有了机会,无论如何是要去当面说声谢谢的。
  第二天,我便匆匆地赶到了重庆,在杨家坪打电话告诉中华我已到了,不一会中华开着车来接我。眼前的中华早已不是当年跟在我屁股后面闹着玩耍的大娃儿了,已是气宇轩昂、年近五十的企业老总。中华将车停在我身前,问我您是舅舅吗?我说你是中华?中华笑着说,舅舅,我就是中华。我上了车,中华拉着我回家去。车到在天龙滩附近,中华放慢车速,指着街道旁打扫卫生的老人对我说,那就是他父亲。我仔细定神一看,眼前的老人背已有些微驼,身板儿也有些瘦小,但从五官上还依稀能看出张哥当年的模样,便高声招呼着张哥张哥。张哥抬头寻声望过来,看到中华的车,估计应该是猜着是我来了,便急忙向街边走来,我也忙打开车门欲下车,中华连忙说,这里不能停车,告诉张哥到前面街转角。到街转角,没等中华停好车,我急忙下车去,远远看着张哥气喘呼呼地跑来,我紧跑几步迎上去,情不自禁地与他拥抱在一起,惹得过往的行人都投来好奇的目光。我与张哥在街边就兴趣盎然地聊了起来。张哥说,我离开生产队后不久,就改革开放了,家里日子好过了些后,他到城里去找过我。那年他送我回城过春节时,记得我们家住的街道叫曙光路;但他不知道那是“文革”破四旧后改的新街名,“文革”结束后,新街名就废弃了,又叫回了以前的老街名;所以,他无从打听到我的下落。再加后来,我调到了另一座城市工作,音讯更无从寻起了。我说几十年来一直未敢忘记当年张哥和姐姐对我的帮助和照顾,就想当面对他们说声谢谢。张哥说,那叫什么帮助照顾呀,当时条件太差,吃不饱也穿不暖,凑合着多喝一碗稀粥而已,算不上什么的;倒是那时,因家里穷,有时走亲戚连条象样的裤子也没有,还向我借过裤子穿呢。还特别感谢那年送我回城,我父亲送了他几件旧衣裤,解了孩子们缺衣短裤的烦愁。不知不觉聊了个多小时,我担心中华的车在街转角停久了会被交警开罚单,便匆匆与张哥告别了。张哥说,请会假回家去陪我。我说不用,我们能再见面就佷高兴了,不能因为陪我,影响了工作。
   重新上车,中华说他父亲还象当年一样,责任心很强,干活从来不请假。中华接父亲进城,本意是让他休息,享受晩年;但父亲闲不惯,偷偷出去应聘过保安、保洁员之类的工作。去年,中华强制父亲休息;结果,父亲闲下来就病了。病好后,父亲又执意要工作,中华无奈,就只好随父亲心愿了。
  告别了张哥,我和中华回到家里。在家里见到了姐姐。当年离开生产队时,姐姐还不到三十岁,尽管已有了三个孩子,仍旧不失靓丽多姿的风彩;如今的一张脸上已爬满了皺纹,雕烙着岁月峥嵘的印痕。我握着她满是茧迹的手掌,想象着岁月对她的磨难,眼角里不禁盈满了热泪。姐姐说,因为年龄关系,过去的许多事情都渐渐地淡忘记不得了,唯有对当年的那个知青弟弟充满了牵挂,没想到几十年了还能让我们姐弟俩再见上面,真是个高兴哦。我说,再当面对她说声感谢,是我几十年来一至藏在心中的宿愿。姐姐摇着头说,既是姐弟了,那有什么感谢不感谢的;虽然不是一母所生,但这份真情比亲兄妹还亲,希望我们能从此多走走,彼此都有个挂掂。我连忙点头,说今生得以认拜你这个姐姐真好!说着泪水便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潸潸而下……
  中华忙抽出纸巾递给我和姐姐,我和姐姐都渐渐止住泪水,互说起一些当年记得记不得了的生活琐事。
  姐姐说,那时候家里穷,又不准喂猪、羊、鸡、鸭;也不准种瓜果树苗之类的经济作物;说那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种了要变“俢”,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决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的自留地是张哥给耕耘的,张哥便在我的自留地上种上了烟叶。那时,烟叶在集市上能卖上很好的价钱,些许的烟叶收入就可以换来一家人相当一段时间的盐茶醋糖、针头麻线等生活必需品。因为我是知青,上头也不太管知青自留地里种些什么。为张哥种烟叶创造了条件。那些烟叶,帮了姐姐家大忙,为度过那个难熬的年代起到了缓解和松滋的作用。
  姐姐还记得,有一年我的工分值不够,分不回全年的口粮。张哥那时是队里的记分员(生产队共有两个记分员,一个是张哥,一个是副队长兼记分员),我让张哥给我加些工分;但他胆小不敢加,说让大家知道了,自己解释不清。我看张哥不敢,就想办法打副队长的主意。一天晚上,我请副队长喝酒,酒过三巡,请求副队长给加记些工分,好分回全年的口粮。没想到,副队长很爽快地答应了。但副队长让我帮忙给他弄瓶云南白药。那时,云南白药佷紧俏,一般人根本买不上,得有掌管着权力的人批条子,才能买到。可我又不认识那些掌权的人,自然也买不到云南白药。但我又不想副队长答应了的工分,就此泡汤,便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可我回城里,找了许多人也没买到。在实在无奈的情况下,我只好动了歪脑筋。托朋友找了个云南白药空瓶子,往里塞了些面粉和粉笔灰,用蜡烛封烙好瓶口,送给了副队长。结果,还真换回了一年的口粮。
  在乡下,孑然一人是很孤寂的。特别是看见四周左邻右舍的知青们一个一个地走出农村,踏上返城工作的路,心里就会象吞了黄莲般难受。便常常愁思苦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山沟丘壑。那时,知青要回城,主要靠公社头头们推荐。谁和头头们关系搞好了,谁就增加了回城的机会。为了和头头们搞好关系,知青们各显神通。家境条件好的,由父母出面或送物送礼或疏通渠道与头头们扯上关系;有一技之长或会钻营的,想方设法与头头们搞好关系。当时,我家境条件也艰难,我们四姊妹中,有三个下乡当了知青,父母也无能为力。我只得自己想办法与头头们套近乎。我将目标锁定在公社武装部长身上,在偶然得知部长喜欢吃狗肉后,我便投其所好,隔三叉五出去偷捕一二条狗,送到部长家里去;一来二往,我和部长就成了好兄弟。没多久,在一年的冬季征兵中,我便兴高彩烈地穿上了绿军装,告别了那记载过酸甜苦辣的山沟丘壑。
  忆着往事,我和姐姐都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忽然想起《姐姐》那首歌:“我的姐姐,长着一对可爱的虎牙,大手牵着小手,陪着我长大;我的姐姐,长着一头乌黑的长发,以后找个美丽的姑娘,一定要象她……”看着姐姐沧桑的面容,四十年的牵挂掂念,仿佛都有了价值。我不禁在内心里默默祈祷:姐姐,你请多保重。余生的幸福,就象窗外的长江滾滾向前,越奔越宽敞,越过越欢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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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散文主编   沁芳闸:
一声舅舅,让人忍不住眼眶湿润,把时间拉回到四十年前。那时的作者,还是个连自理都有些困难的毛头小伙,来到农村做知青,有了“姐姐”和姐夫张哥一家人的帮助,才多了很多温暖的回忆。十八岁的生日,生日餐桌上的那份猫肉,姐姐洗的衣服,不管时间如何流失,生活街区可以找不到,那份回忆却永远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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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月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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