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斗争已经成为人们议事日程里的主要工作，就连促生产都要以抓革命作为先决条件，人们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阶级斗争当中去了，农民不种地，工人也不去做工了，就连睡觉都要拿着那个红皮的语录本，只要你遇到难处，念上一段语录就迎刃而解了。
　　有一次在我十岁那年，上劳动课，去给生产队拉土杂肥，我们学生装车，一个老者用毛驴车拉，不知道咋回事儿，那个时候觉得身上特有劲，一上午都休息一下，临近中午时分，毛驴突然趴在地上不干了，任凭老者用鞭子抽打，毛驴依然趴在地上用乞求的眼神看着老者，老者突然想起了兜里揣着的语录本，便坐在地上对着毛驴念了起来，念了足有半个多小时，毛驴竟然一个箭步从地上站了起来，拉着一车肥料就往上跑，见此情景，老者突然发出了一声感叹：“还是语录管用呀！”在场的人无不大笑。
　　这虽然是个笑话，但却带有极大的讽刺意味。
　　其实毛驴在休息了半个多小时以后，已经恢复了体力才拉着一车肥料往上跑呢！念几句语录就能长出庄稼来，工厂里就能生产出机器来，卫星就能上天，四个现代化不是早就实现了吗，农民早就吃上白面馒头了，假如语录有那么神奇的功效的话，也用不着抓革命促生产了。
　　那个年代，在我们村里粮食亩产最高的时候也就是百十斤，记得有一次麦收过后场里堆了一大堆晾晒好的小麦，队长、会计组织人员用地磅把这些麦子过了一遍，根据种植小麦的地亩数一算，哇，亩产一百八十多斤，凡是在场的人员高兴地手舞足蹈，高兴之余不免又多了些担忧，除去交公粮的每人也就是不足四十斤的口粮，像我们一家六口人也就是能分到二百斤小麦，所以那个时候想吃顿饱饭都很困难，别说吃上白馒头了。母亲每天做饭都要掐算一下缸里还有多少小麦，还有多少玉米、地瓜干，还有多少棉油，稍一不慎恐怕就撑不到来年分配的时候，生活相当拮据。
　　那个时候家里平时吃的是腌制的咸菜，譬如芥菜，疙瘩，白萝卜，每年秋季母亲都腌几大缸，吃的的时候放在锅里蒸一下，每个星期只改善一次生活，还要等到星期天，因为我们兄妹几个都在外地上学，只有星期天才能回家，所谓的改善生活不过是中午饭的时候炒上一锅菜，譬如茄子、豆角、西葫芦。说是炒菜还不如说是盐水煮菜，因为根本就看不见菜里有油，咸味倒是很浓，有一次我端着一碗炖茄子站在太阳底下看，母亲问我看啥，我说照油星，母亲说：“儿来，别照了，说实话今天的菜没放油。”我说：“咋回事儿?”母亲说“咱家的棉油让我给你四爷爷了，他上岁数了，出的力又大，应该多吃点油。”我无语了，虽然当时对母亲有点意见但我闷在心里没有说出来。
　　母亲一生都是这样，心里始终想着别人，尤其是我家里的几个老人，每逢过年、过节都要给几个爷爷(我祖父兄弟四个)送去菜或者水饺、馒头。邻居家里有困难母亲都尽量帮助他们，尽管我们家也不富裕。
　　我要感谢母亲，她让我懂的了如何才是孝敬；我要感谢母亲，她让我明白了如何去做人。
　　我们家只有父亲一个人挣工资，还要从那几元钱的工资中拿出一半交到生产队买公分，真正出力挣工分的只有母亲一个人，两个人养活六口人那种艰难是可想而知了。记得那时候从来就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就连我穿的衣服也是姑姑或者是舅舅穿坏了，母亲再缝补浆洗后做给我们穿。
　　记得有一年冬天下大雪，母亲实在没有卖鞋料的钱，我还穿着一双漏了脚趾头的布鞋，冻得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好从破烂堆里找出了爷爷从部队带回来的一双破皮鞋，然后塞上麦秸、旧棉花穿在脚上，蹚着冰冷的雪水，去上学，一穿就是一个冬季。每当母亲看到这个情况都心疼的眼含泪花。又一次我穿着姑姑退役下来的一双女式布鞋去上学，惹的全班同学嘲笑我，但我没有去搭理他们，悄无声息地上课、做作业，做出旁若无人的姿势，也许这是我对付嘲笑的最好办法。
　　……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摘除了这颗长在“雄狮”身上的毒瘤，十年动乱就此结束了它的骚动。“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上下群情振奋，全国进入了拨乱反正的历史时期。
　　时隔一年多，也就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做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英明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是党的治国方略的重大转折，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壮丽帷幕。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像春风一样点燃了压在人们心里多年的激情，启动了亿万人的梦想，全国上下人人脸上都露出春天般的笑容，个个摩拳擦掌，人人跃跃欲试。随之而来的就是科技体制的改革，教育体制的改革，农村体制的改革，等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各项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使这个大病初愈的国家再次走进了充满希望的春天。
　　首先迎来的是教育体制的改革，因为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扭转教育体制的局面，恢复了高考制度，像那些交白卷、靠推荐，走后门上大学的事情不复存在了，凭的是真才实学，在我们家第一个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就是父亲。
　　父亲是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因为毕业的那年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削减了对农村的招生计划，父亲考大学的愿望成了泡影，其实父亲一直是高材生，文、理科全优，听他的一个同学说，父亲的俄语说得很好，曾经灌过唱片，在学校当教材。他的班主任也建议父亲报考清华或者北大。因为政策的原因没能参加高考，毕业后回村当了一名民办教师，一干就是十几年。
　　在当民师的这段时间里，父亲还经常被抽调到公社里给领导写发言稿、标语之类的文章，像“三湖会战”，“四清运动”，都参加过，父亲的毛笔字很好，美术字写的也很漂亮，那个时候在农村高中毕业的人也的确是微乎其微了，后来听父亲说，他能写一手好字除了自己的天分外还因为文革期间写的大字报太多的缘故，记得当时我上初中时要路过公社驻地，每次路过那条街时常看到父亲的“墨宝”，内容几乎全是口号、语录、号召之类的东西。每次看到心里总有一种自豪感，还经常对同行的伙伴炫耀：“这是俺爹写的！”伙伴们总是投以羡慕的表情。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夏天，父亲从广播里听说要通过考试转正一批民办教师，父亲便投入了复习备考的战斗中，时值盛夏，天气炎热无比，父亲白天在小树林里，晚上则把桌椅搬到蚊帐里点上蜡烛进行复习，经过近一个月的刻苦学习，终于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取得了转正资格，工资由原来的每月几元钱直线上升到几十元钱，使我家拮据的生活状况得到了初步改善，父亲也由小学教师转到中学教书。
　　第二个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就是我的叔叔，叔是在父亲考上高中的第二年考上了我市一个省属的农业学校，叔叔毕业的那年也正巧是文革高潮的时期，据说他们的校长是个很博学的人，因为一句话被打成了“反革命”，连续批斗了一个多月，批斗他的竟然是他的学生，再后来问题得到了落实，又恢复了校长的职务，他一气之下把这批毕业的学生开回了老家，一个都没安排、分配工作，哪里来哪里去；按原则上讲，农校是属于国家计划内招生的，毕业后有国家统一安排分配工作，只是可惜了这批学生。
　　从农校毕业后，叔便到处游击，干起了农业技术员的工作，虽然没有分配但也是老不着家，东奔西走的，利用学到的农业技术服务于农业生产。叔的性格很好，幽默诙谐，风趣，和他在一起不知道啥叫烦恼，叔也是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召开后，我省响应党的号召招收一批闲散科技人员，就在父亲转正的第二年，也如愿以偿通过了考试的，当了一名技术员，成为国家干部，现已退休在家(正科级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