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听说“一分为三”是文革时，有一教授被斗，他讲过“一分为三”，被认定反动毛泽东的“一分为二”。教授后果如何，没资格、没本钱、也不敢去关心。但他的“一分为三”始终挥之不去，直到退休。改革相对放开言路，回想多半辈子的所历、所见、所闻、所思，不免有几点人生体会出来，感觉这“一分为二”有缺陷，“一分为三”有道理。
马列毛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物质之所以运动由其内在的矛盾律——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的两极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决定的，核心是“两极”“转化”。例举生与死。大到太阳小到微生物，有生就有死，有死才有生，所以相互依存。但又相互斗争，生死不容，促成转化，构成了事物的内在运动，这就是“一分为二”，或叫“二元论”，“对立统一规律”。比如天地、上下、左右、前后，古今，阴阳、敌我、生死，好坏，黑白……
　　　愚则思考：对立统一是两极的事，既然依存，就有连接状态；既然斗争，就有胶质状态；既然转化，必定有一个转化过程中的相对稳定状态，这个稳定状态，就是事物表现其个性存在的形态，也是此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形态，而且是个常态，应该算作第三元，一分为三。一分为二有缺陷。
　　　人体是个运动的矛盾体，其中有嘴巴与屁股两极，但最主要的是他的第三极，即胸腹肠胃。如果没有胸腹肠胃，还有人体吗？人生也是一个运动的矛盾体，有生死两极，但如果没有第三级——成长与衰老的过程，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事物的存在是多层次并运动的、复杂的，也不是所有的两极都能转化。天地是两极，有稳定的人类是第三级，无论如何斗天斗地，天地能转化吗？太阳与月亮、地球的南北极转化吗？嘴巴与屁股转化吗？这又说明一分为二有缺陷，还是一分为三正确。
　　　三是个神奇的数字。因为三代表深度（入木三分），代表广度（三人为众）、代表稳定（三足鼎立），这才是自然法则，是任何事物的内在运动规律。天地人三才，敌我友三方，上中下三层；左中右三位、好中差三级，大中小三类。三，才是事物的多数、深度、广度与稳定，也代表了事物两极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及两极转化的可能性。
　　　俗话说，再一再二，不可再三再四，因为再一再二，具有偶然性，一过三，就是经常性、一贯性，有了普遍的大众的含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个三是概数，表示三人以上的多数。可见三是要害、重大结点。带三的成语就有220多条，如举一反三，接二连三，一波三折，等等。
　　　在中国古代，三的观念却一直贯穿于各种典籍中。《老子·四十二章》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表明三代表万物。《史记·律书》也说：“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三”的繁体字“叄”又通于“参”，“参”就是“参与”，即第三者参与到矛盾双方之中来，对矛盾双方进行调和、沟通和转化工作（网络）。《易经》中的“阴阳相交”思想，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守中”之说、佛家的“中道”之论，都是一分为三的观点。西方大哲学家黑格尔的“正、反、合”，也正是“一分为三”观点。马克思在讲到私有制时也曾说过：私有制表现出无数色层，它们反映了两极间的各种中间状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7页）
　　　毛泽东他在早期的革命活动中，一直是一分为三实践者。1939年，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提出的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中，“统一战线”是首条，专门针对界于敌我之间的大多数而言。毛泽东成功地争取朋友，扩大队伍，孤立敌人，促进转化，从而打倒敌人，建立新政权。
　　　政权到手后，毛泽东就趋向主观，忽视了事物的多数、休养、稳定与转化过程的长期性、复杂性。把矛盾的斗争性绝对化、扩大化，反对和排斥统一性。1957年他在《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中明确指出：“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以后又多次加以论述和应用，并把“一分为二”绝对化，偏重强调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这一方面，弱化双方的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即同一性的另一方面。
　　　这时期，毛泽东机械地强调主观能动性，强调一分为二，再也看不见事物的内在规律，看不见三，否定“中间”,批判“中庸”，非我即敌，非红即黑，非好即坏。“反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反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片面强调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没有敌人也要找出敌人来，以至发动文革，不但斗死战友刘少奇、彭德怀、陈毅，贺龙；斗死老舍、赵树理、杨朔等一大批文化名流和科技权威，还找出秦始皇来斗，拉出孔子来斗，拖出宋江来斗，烧书砸庙，打翻在地，再踏一只脚。对于平头百姓，因为一句话、一首诗、一篇小说，就要当成敌人批斗，就有牢狱之灾。还要一家人自斗，老婆斗老公，儿女斗父母，叫做“划清界线”，甚至自己斗自己，叫做“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以轰轰烈烈的不断斗争表示事物的发展状大和革命胜利，“形势大好而不是小好”。
这种无休止、无条件地“斗争哲学”，天天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实与僵化理解“一分为二”而形成“矛盾、对立、斗争永远第一”的思维定势有一定关系（网络）
　　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的哲学，依旧停留在缺陷僵化的“一分为二”上，社会公众以至领导干部的思维，往往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宛若毛猴子上树，左一下，右一下地跳，没有一套多层的、稳健的、循序渐进的思维及政策，一管就死，－放就散。拥有8500万党员，竟然管不住一把毒豆芽，一桶地沟油、一条恶藏獒。
　　住房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毛泽东时代一对夫妻一套福利房，就是考虑广大第三级的需求。改革开放不考虑第三极，放开房产，却不放开权力，没有第三级的稳定行吗？如果再放开粮食饮水，放开娶老婆会怎么样？
　　毛泽东说“人是最可宝贵的”，并批斗马寅初，间接鼓励生育，结果文革十年，人口猛增3亿。不幸的是，改革开放后的计生政策，竟然跳到另上端，只允许独生。独生问题后遗症还在后头呢！
　　对待毛泽东，也是僵化的一分为二，走两极，要么妖魔化，要么神君化，而看不见他的“三”，他的本质与主体。毛泽东有功于国家，他已刻入历史，已是先人，批判先人的错误可以，诅咒之有何意义？对待改革开放同样生硬，要么把贪腐问题全部归罪之改革本身，追思起一无所有的公平来；要么辉煌无比，不允许再改进一步，只讲经济总量世界老二，而看不见中间的那个“三”,不讲人均。看不见华丽下边的多数贫困，看不见资源的枯竭、环境的污染，道德的沦丧，社会的浮躁。全然不顾大义，表现的贪婪自私，情绪化地偏激狭隘。
我们需要和谐的共存哲学，抓住两端，着力中间，对“一分为二”做科学的非僵化的解释，倡导“一分为三”。（2013.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