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天，我如约而至。我们熟了，随便了许多，我问起留声机和乐谱，她告诉我，她每天晚上去酒吧，上班前，白天教几个孩子，挣点钱。
　　“说说你，为啥到渔村去，那儿很荒凉。”她问。
　　“说来话长，”我笑着望她。“我去东南亚是为了找我的妻子，爪哇也是华人聚居的地方。”于是我讲了我们的不幸。讲了蜜月中她受到的迫害，命案，她逃走，我入了冤狱，一年多的折磨……菊姐听着流下了泪，我讲了父亲怕我大海捞针陷于困境，才让我发表作品让同胞们议论吸引她的注意。
　　“这也是伯父的良苦用心，这样你不会荒废了学业，一举可两得。”
　　“我想通了，经蓬的老师上官叔的介绍，来到了渔村。遇到了你们善良的一家，也才有今天和姐姐的相识。”
　　“你妻子的职业？我的意思是，在哪个人群找她？”
　　“她是越剧演员，也会弹词。”
　　“四、五年前，巡回演出时遇到一个同行，二十多岁，唱越剧折子戏，深得华人的喜爱。”
　　“她长得什么样？”我有点兴奋了。
　　“非常漂亮，我从没见过这么美的姑娘。高雅。”
　　“她叫什么名？”
　　“艺名叫二月。”
　　“我妻子窦蔻。”
　　“那可能就是她了，不是有一句诗吗。豆蔻梢头二月初。”
　　“她现在哪？”我有些急不可耐。
　　“不知道，她没有说，她也没有向我告别，听她的意思可能去了欧洲，她说这里人太杂了。”
　　我无语。她似乎有些感动，也有些感伤。她一定是想到了自己流浪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