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读过一篇关于书画的评论。作者将中国书画列为“当代八股”之一，并痛数其“八大罪状”，可谓声声激昂字字见血。读罢虽觉多有偏颇，却也感到很是解气——起码从一个侧面指出了当今书画界罹患的一些诟病陈疾。窃以为，文中观点大致可概括为两句话：反对盲目复古，提倡个性创新。

　　忽然就想到了杨福成。

　　我与福成君相知多年，而相识却是近两年的事。大约十年前罢，福成在他任编辑的《山东青年》新辟了一个《文苑》栏目；钟情文学创作的我便将拙作《露天电影》投稿给他，没想到很快被录用了，并修书一封予以鼓励，于是从此便有了联系。后来福成来新泰出差，我们才得以相见。再后来，对他的了解日益加深，我们遂成了心心相印无话不谈的朋友。

　　福成君是山东艺术学院的高材生，亦诗亦文亦书亦画，在校期间即有各类作品见诸报端，乍显咄咄逼人之才情。工作后更是笔耕不辍，一心专工“新杂文”，文章雨后春笋般发表在《杂文月刊》《杂文报》《新民晚报》《北京青年报》《南方周末》《齐鲁晚报》等全国大报名刊，且屡屡被《读者》《杂文选刊》《文摘周报》等权威刊物转载，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轰动。2008年3月，中国文史出版社推出他的公民画像小品集《表妹花儿几时开》，便是这些时文精品的一次集中展示。患癫痫病的表妹、双目失明的二舅、穿黄马甲的阿旺、买廉价烟的喜儿、善良敦厚的老肖，利欲熏心的教师……面对作者用“心”刻画的生活（抑或挣扎）在社会底部的一个个“小人物”，你不经意露出欧亨利般“含泪的微笑”的同时，无法不为他们的卑微人生甚至悲惨命运而嗟叹唏嘘，无法不被其中那些可触可感的情节所深深牵引。他们其实就是你的亲戚、朋友和邻居，他们其实就默默存在于你的身边，像一块丑石、一棵稗草或者一只飞虫。更让人感到欣慰的是，身为省报记者的杨福成，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把笔锋大胆指向了社会本体，运用譬喻、夸张、反讽等手法，创作出诸如《鸡肝乡长》、《猎人王和虎》、《谁也告不倒我》、《警察与流氓》、《道德老人哭了》等一批具有现实主义色彩的佳作，以尖锐的方式“给这个社会留下一个印记”（福成语）。这与其说是凭的一种勇气，倒不如说是凭的一颗良心——一颗被时代泯灭了许久的作家的良心。

　　生活中的福成额宽面白，少有言辞，满身书卷气，文风却是老道犀利，大胆泼辣，极具创新意识，阅读其文情同暑天里吃冰激凌一般让人周身酣畅淋漓。艺术的血脉都是相通的。这一品质同样可以从他的书法作品中得到印证。
　　作为中国特有的艺术门类，书法自古至今流派不可计数，风格亦缤纷迥异，篆隶真行草皆见其妙，神气骨血肉各当其能，个中玄机笔者自不敢妄说乱评。但不管如何，墨是人研出来的，字是人写出来的，作者的情感也就不可避免地融入笔端纸背，书法也就因此具备了与文学作品等同的抒情表意功能。明代祝枝山说：“情之喜怒哀乐，各有分数。喜则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则气郁而字敛，乐则气平而字丽。情有轻重则字之敛舒险丽亦有深浅，变化无穷……”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福成君精心创作的这些诗歌楹联书法作品，无一不是源自心境，来自真情。“中锋行笔，直刀处事”表达的是一种人格追求，“大碗饮酒，海量做人”宣扬的是一种处世准则；“青葱三五棵，浊酒七八两”透露的是一种闲情逸致，“背有三尺剑，腹有五丈书”喷涌的是一股冲天豪气。而“哑巴说破天，瞎子看透世”、“不论前朝过，只论今世非”、“醉翁著诗三句歪，花痴理枝无一直”等联句则带有明显的反讽意味和哲思韵味，甚至有些许禅意暗含其中了。
　　书法自古就有能品、妙品、神品之说，王僧虔也认为：“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福成的书法恰恰应了这一论断。他的字源出篆隶，取于金石，师承颜柳，法鉴二王，古朴、稚拙而又不乏凌厉，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和审美效果。远观，则感纵横驰骋疏密有致飘逸遒放变幻莫测；近摩，则见体势奇险瘦硬挺劲虚实相生收放自如。或若云鹊游天群鸿戏海，或若乱石铺路荒草掩径。单阅其字，却见有的头重脚轻上下分离，有的膀臂移位左展右伸，加上中锋与侧锋的交替更迭，涨墨与枯笔的合理搭配，似有意夸大又似无意天成，真真是妙趣横生神韵鬼谲，叫人忍不住拍案惊奇。福成君由乡野而城市，由学校而社会，其间虽未经历什么大起大落，倒也饱尝过不少沧桑艰辛。他在书法中时常凸显的、与之温文尔雅的外表截然相悖的狂野个性，又有哪个敢说不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和情感寄托？
　　清人袁枚语云：“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齐白石也曾反复告诫他的学生：“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作为文书两坛的一匹黑马，福成无疑是非常明白这一点的。仅此，君可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