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览各国历史，竟再无国家如同中国般，以道德的原则指导行政以至于替代行政的习惯做法延至两千多年，连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和满人建立的清朝也向中原这一套行政之道臣服，伦理教化的作用如同润物细无声的春雨般，改造着国人的性格，也逐渐确定了道德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法律处理纠纷的俗情，就是在当今之中国，尤其是在乡村，也避免不了，毕竟我国从古至今就是人情社会：统治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由文官操纵的帝国，也是由儒家信徒组成的统治集团。
　　犹如万历皇帝的大臣申行时，对人性的阴阳两面洞若观火，我们也不妨来探讨下道德至上心理下提倡的个人行为完全符合经书中的规范（既是抹掉个人的欲求和个性）和现实中追求个人利益之间的腌脏。读书人以道德崇高自居，以自我牺牲自许，但也有对钱财、美女、荣誉的欲望，人人心知肚明但众口缄默，不管是为了自尊心还是虚荣心，他们总是以道德的名义去掩饰实际的利害，因为缺乏对具体问题评断是非的准则，则只能引用经典中抽象道德的名目作为依据。大将军邓骘听说杨震德才兼备就征召他，举荐他为“茂才”。经过四次的升迁，做了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当他去东莱上任的时候，路过昌邑，原来由杨震所推荐为茂才的王密现任昌邑县的县令，为了感谢杨震的知遇之恩前来拜见，深夜带着十斤黄金用来赠送给杨震。杨震说：“老朋友我了解你是怎么样的人，你不了解老朋友我，为什么呢？”王密说：“深夜，不会有知道的人，您就放心收下吧。”杨震严肃地说：“天知，地知，我知，子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羞愧地走了。如此说来他确实是一个道德崇高的君子，不过细想一番来却不难发现一些疑点。深夜王密来访，肯定没有旁人，断不是其他的人将此事传得众人皆知，这样一件不光彩的事，定也不是本人说出去的，所以最有可能的是杨震自己“无意中”讲出去的。作为政府官员，他没有检举行贿的责任吗？如果是因为讲情面隐而不报，又为何将此事散播出去？此番行为置王密于何地？至于王密本人有没有因为此事受责，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杨震本人却因此清廉美名万世传，他自己本人也因此官运亨通，而这又岂是十斤黄金所能相提并论的？儒家信徒的复杂性格在这桩美谈里一览无余。晚晴洋务派大臣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尤其是李鸿章，一直以来受着不公正的评价，世人指责其为卖国贼、洋鬼子，而对拯救微弱的国力毫无贡献的的顽固派却对这些有识之士的师夷以制夷的救国之计横加指责，施加阻拦，他们不过是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煽动众人“正义”的情绪和舆论同情，满口国家社稷黎民百姓，不过是害怕汉人所代表的官僚集团得势和统治规则的改变而导致满人统治的颠覆。李鸿章所代表的洋务派办船务政局，新学堂，军工厂，送幼童出国留学，无疑是要在以儒家的四书五经内容为治国之典的祖训的国家撕破一个口子，输入新鲜血液，提高它的运转能力以便应付西方列强。而从明朝开始，只有极其小的一些具有敏感心灵的知识分子嗅到了封建时代的危机，比如李贽、顾炎武之流，似乎大部分人都没有发觉这个国家已被纲常伦理钳制得僵硬和凝固了，缺乏对外界的反应能力，行动迟缓，犹如一只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仅凭着惯性继续向前滑行，不奇怪，这新鲜的事业会举步维艰以至于最终破产。
　　从古时的党派之争和近代的各种运动，不难发现，立场比作为更重要，尤其是在各种势力交锋的时刻，只要在此时表明自己属于日后会成为正统的一方，很幸运，你必定被歌颂为“进步”和“爱国”，而反对派往往人尽可夫，个人道德败坏。立场经常和个人道德挂上勾，想必道德这把利器的作用其运用之人必是了若指掌的。我们一直在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令人尴尬的怪圈：一方面将道德提到无比高的位置，另一方面道德的召唤和驱动力日益式微。究其症结，无外乎是在传统道德至上的思维和心理下，将个人追求正当利益的合法空间压缩得几至于无。越否认人类具有追求个人欲求的权利，道德的虚伪性就会越演越烈，阴与阳的距离定会越来越远，最后干脆扯破脸皮，满地打滚，顾不得好不好看了，不如光明正大地承认“每一个人具有追求其幸福的权利”，岂不痛快？暗地里那一套拿到台面上厘清合法界线，好过一味地让人做圣人却对其龌龊行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细细玩味一番，发现这种对待个人利益和道德的不同看法也是东西方文化差异之一，譬如同是西部开发，中国和美国的做法大相径庭。中国是以报道各种各样的感人事迹来号召青年、志愿者去做贡献，却总不愿承认，大部分人没有这样高的道德觉悟，只有极少的一部分人会响应，当然这也是值得歌颂的，但深思一番，依靠个人道德观念“冲锋陷阵”是不是带有冲动的性质和个人成分呢？从实际来说这于西部开发事业又有何裨益？我们到底是要英雄还是要实实在在的西部繁荣？而美国就没有如此多的“感人事迹”了，他们只有“西部能人”的传说，金子、牛群、石油……吸引着大批大批的冒险之徒“自动”来到西部，他们有的成为牛仔，有的成为农场主，有的成为淘金者，他们和别人谈起自己的经历时，绝不会说去那遥远荒芜的西部做贡献，他们会吹嘘自己的发财致富的经历，听者艳羡他们的“好运”，又有一批人向西部涌去，绝不需要政府再三的号召。我不禁问道：难道我们的西部真的比不上美国的西部，当真是一毛不拔之地？只能去挨苦日子和牺牲自我？忽又想到，就算是有矿产和石油，也是不允许私人开发的，那大片大片的土地私人也是不能随意征用的……看来也只有道德这根救命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