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爸爸过年(诗歌随笔)
——读孙成龙老师的《杀爸爸过年》
<杀爸爸过年>
腊月十八
二狗子的尸体
从工地运回
亲人们手忙脚乱
给他剃光头
修胡须
刮体毛
洗身子
……
他的双眼
一直没有闭上
它们
正透过门缝
看着他三岁的儿子
哇哇大哭
我不吃肉了
我不要杀爸爸过年
读这首诗的时候,我正坐在办公室里,窗户半开,窗外电闪雷鸣,这让我读出了一种悲伤、悲哀和悲愤,久久不能够散去,于是,就有了写这篇文字的冲动。其实,在目前这个和谐繁荣的环境下,写这样的诗歌和读这样的诗歌都是不合适的,因为缺少他们所宣扬的正能量。从这点来看,我和孙老师都是不识时务的那种人。
孙老师的这首诗选取了一个乡村里很常见的镜头:在年关附近,二狗子为了多挣点钱回家过年,在工地上出事了。他的尸体运回老家的时候,因为父母的年迈,家里的贫困,妻子的柔弱,儿子的幼小,他的眼睛一直都没有能够闭上,真正的死不瞑目呀。亲友们把他的衣服脱得干干净净,帮他洗澡,然后用锋利的刀给他理发,刮体毛。被他一直躲在门缝里偷看的三岁儿子给误会了,哇哇大哭。他认为家里一直没有杀年猪,这次是别人要杀他爸爸,用他爸爸的肉来供他和妈妈这一家人过这个春节的。因为他所看到的杀年猪的情景也是这样的,一头被褪去毛发的白花花的年猪就像他此时的爸爸一样,安静地躺在条凳上,被人这样收拾着。
安徒生在他的童话《皇帝的新装》里,借一个儿童的嘴来戳破了那个用谎言包裹的虚伪的世界。而孙老师在这首诗里,同样是借二狗子三岁儿子的嘴,来说出了一个大家心里都明白,但是却不敢承认的事情:我们这些老实,木讷,弱势的农民,其实,在很多的时候,真的像是一头头躺在条凳上的年猪,被人宰杀,炖在大锅里。周围挤满了那些喝酒,吃肉,狂欢的人们,他们兴致高昂得就像是在吃一顿杀猪年饭。
我们身边那些被驱赶驱离故土的农民。那些在外面打工,最后却拿不到工资,讨薪的时候被打的头破血流,或者被抓起来,游街示众或者拘留的农民。那些患上职业病,或者变成残废,拿着一点微薄的补偿金回到乡下苟延残喘的农民。那些一年累死累活,最后所得抵不到物价飞涨的农民。那些因为学校被拆除,不得不耗去几代人所有的积蓄,进城买房,仅仅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子女能够进公办学校读书的农民。那些患了重病,求助无门,无钱医疗,只得回到家里等死的农民。......
我们从一个猪圈被驱赶到另一个猪圈,然后,根据我们的基因、品种,以及表现的不同,被投放着或者丰盛精美,或者简单简陋的食物,甚至是各种添加剂和激素,耐心地等着我们长大。最后,根据我们生长过程中的不同的发育不同的形状不同的体重,根据不同阶层的各自喜好各自需要,我们被分配被买卖给精英们享受。有的人宰大肥猪过年,有的人宰瘦猪熬钙骨汤,还有的人纯粹只是享受着宰猪的那种刺激的过程。比如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在当他当了几天皇帝之后,就也把农民当做随时可以宰杀的猪了,把他治下的农民抓来用柴火烘干,用石磨磨成肉粉,让士兵随身带在身边,充作行军的干粮。
我的这篇诗话写到这里,似乎离题万里了。我想说的是什么时候物价不再飞涨,日子过得没有压力,生活得很有尊严。我们不再像猪那样,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我们除了有足够可以生存的食物和空间外,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支配,可以用来思考,用来享受生活。可以尽情地享受我们头顶的这片蓝天,可以自由自在地奔跑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我们才不枉来这人间一趟。
仅以此文献给我那十多位因为事故,在工地、矿山里早早逝去的儿时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