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曾编印《清代文字狱档》一书，共出九辑，收六十五案，多为乾隆朝之事。林铁均的《清朝文字狱》一书统计：康熙雍正两朝文字狱大约三十起，乾隆年间触犯文网者，则有一百三十多起。犯事的多是下层知识分子和稍微了解文意的平民。乾隆口口声声说：“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然而他提醒地方官最多的，就是注意地方上的“失意文人”，小心他们出位妄言。
　　在乾隆看来，文人功名心旺盛，读书目的就是为了荣华富贵。一旦仕途不顺，极易生出不轨之心。只有消灭了这些不安分的力量，大清王朝的统治才会没有后顾之忧。乾隆痴迷于阅读《韩非子》。韩非子明确指出，人世间一切关系都是虎狼型的利欲关系，“人之急利，甚也”。不论君臣、父子还是朋友，都是用“计算之心以相待”。所以君主控制臣民，不能光凭道德教化，更无须“养恩爱之心”，应该手握“法”、“术”、“势”三顾缰绳，以严刑峻法强化君主手中的权力。于是乾隆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思想文化的领域。
　　首先，乾隆大力清扫有“反清复明”意识的民间力量。
　　比如徐述夔的《一柱楼诗》案。徐述夔生于清初。乾隆三年，他参加乡试，中了举人。由于他在《君使臣以礼》的答卷中宣扬民本思想，有“礼者，君所自尽者也”之句，被礼部查觉，以“有违碍在之处”罚停他续考进士资格。徐述夔为此愤懑，在自家院内建了一座读书楼，“中以一柱支之，众梁分架其上，楼梯筑于楼外”，取名“一柱楼”。楼名“一柱”与“易朱”谐音，流露出他对清廷的“大不敬”。再加上徐述夔经常邀集一些文人来此诗文唱和。他们所写的诗篇，后来合编为《一柱楼诗集》。其中有《咏紫牡丹》诗：“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咏鹤立鸡群》诗：“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咏宣德杯》诗：“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谐“胡”音）儿搁半边”……消息传出，激怒了乾隆。乾隆将徐述夔与其子徐怀祖锉碎其尸，枭首示众，徐述夔之孙徐食田及徐食书、徐首发、沈成濯、陆琰五人被处死；涉案人江苏布政使陶易死于狱中；扬州知府谢启昆发往军台效力；东台知县涂跃龙仗一百、徒三年；沈德潜革去礼部侍郎、尚书加衔及谥“文悫”，御制祭葬碑扑倒，撤去乡贤祠牌位……
　　其次，乾隆通过编修《四库全书》，将民间文献“清查”得彻底。
　　全国的藏书都要借调，进行全面检查。乾隆不仅将不利于满清的文献史实全部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途径一是由各省督抚查缴，在地方上先初步甄别是否属于“违碍、悖逆”，应该全毁还是抽毁，分门别类，开具缘由，缮写清单，具析奏进。然后把书籍逐一包封，派员解缴军机处。二是由四库全书馆从各省采进本中查寻禁书，并列出禁书目录，下发各省按月抽缴。这些书籍都要在军机处里按韵编号，咨交翰林院审查，再将“悖谬”之处写成黄签，贴在书眉上，由乾隆亲自过目批准后，将书籍或予全部销毁，或部分抽毁，或删削挖改，或抽换填补。仅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间，据海宁陈乃乾《禁书总录》中的统计，其毁书总数是：全毁书目2453种，抽毁书目402种，销毁书版目50种，销毁石刻24种。编撰“四库全书”开馆10多年中，被销毁的图书总数至少在10万部左右，是《四库全书》总数的10倍。
　　再者，乾隆对于文字问题，宁可错杀三千，绝不疏漏一个。
　　乾隆三十九年推行“查办禁书运动”之后，若有对康熙、雍正、乾隆的名字全部写出来者，照“大逆律”承办。如举人王锡侯曾在《康熙字典》为了给科举考试的学子们提供方便，在字典里把这三个皇帝的名字写全，结果忘了“避讳”，被乾隆要求迅速押解进京，交刑部严审，后被判斩立决。王氏被押到刑场之时，全家哭声震天，见者无不掉泪。比王锡侯更倒霉的是江西巡抚海成。他在禁书运动中首当其冲，因为受王锡一案的连累，他被革职，后被判斩监候。在乾隆的标准之下，文字忌讳如:匈奴、夷狄、贼、犬戎、胡、酋、伪、犯阙等等若有触及都是罪。乾隆甚至把视线挪到了戏曲方面，凡是戏班演出的戏剧，如果涉及政治问题，民族问题；或者剧本充斥“胡”、“虏”字样，存在丑化少数民族情节的，一律严查。乾隆四十年，乾隆在审查各地报送到京的禁书时，发现了一出叫《喜逢春传奇》的剧本，不知哪句台词犯了皇帝的忌讳，乾隆下旨说：“朕昨检阅各省呈缴应毁书籍内，……查出《喜逢春传奇》一本，亦有不法字句，……传谕高晋、萨载，于江宁、苏州两处，查明所有纸本及板片，概行呈缴。”此后，这个剧本的所有版本均消失于民间。
　　由于乾隆高己卑人，在思想领域颁布了一系列严刑酷法，施政起来刻薄寡恩，制造了一起起惨绝人寰的腥风血雨，文人们为此恨透了他。满清原是趁李自成攻破明朝，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向多尔衮借兵，才得到机会入主中原。汉族的士子们多有怀念前朝之情结。经过雍正、乾隆的文字狱大折腾，变得“以文为戒"，为了不犯忌讳，诗不敢做文不敢写。待到乾隆去世，文字狱的风气淡化，文人们开始在茶余饭后、街头巷尾对乾隆清算旧账，硬是把一代满族血统的君主编排得亲妈是谁都是一桩遗案。这也算是文人特色的报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