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比较大，可我也只是七零八爪谈谈自己的认识，认识很肤浅，也没有条理，千万别把它当成什么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
　　莫言认为，他对社会黑暗面的批判，是非常凌厉和严肃的。他的作品都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对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
　　文学的批判分为两种，一为文学对自身的批判，即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包括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等)所作的研究、分析、认识和评价。这种批判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学批评，以文学鉴赏为基础，同时又是文学鉴赏的深化和提高。简单说，就是寻找、认识、肯定其文学价值。
　　文学对社会的批判，正如莫言所说，站在人的角度，写出人的感情和命运。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话，道出了文学的真谛，文学就是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传统、道德等各方面出现的弊端和问题，毫不留情地给予揭露和抨击，让人明晰是非，立足于优美高尚的思想维度上，显示人生价值观。通过对美的追求和高扬来陶冶性情，塑造灵魂。
　　文学自身批判和文学社会批判，二者是相通的，缺一不可。文学的审美功能必须靠社会功能体现出来，而社会功能也必须以审美功能为基石，一篇（部）不忍卒读的作品，哪怕反映了最焦点的社会矛盾，也不可能获得外界的共鸣；一篇（部）花团锦簇的作品，如果只是关注鼻尖前的东西，同样也得不到大众的理解。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生活，才是文学作用于社会的根本目的。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题目好像叫北京人的前世和今生，《当代》发过，是个老作家写的，文笔不好，看着很累，看完也没有什么感想，只觉得是北京人头盖骨的新闻旧闻大杂烩。几乎是同时，在网上看过一篇朝鲜见闻，一个在朝鲜办公司的人所写。非文字工作者，文笔却很优美。十多年了，那些被中国遣返，刚过鸭绿江即被穿上琵琶骨的脱北者，蹒跚行走在自己土地上的麻木神态，至今历历在目，令我感伤不已
　　说句闲话，仅凭这也不应该迷信权威书刊，菲薄网络。书刊并不都是荟萃之地，网络也有怒放的鲜花。
　　不过，在网上，我也看到过文笔非常好，却言之无物的文章。有一篇《昆仑颂》，我看后评论说，我自愧弗如。它把汉字的美化功能发挥到极致，雄奇巍峨的昆仑山成为文字美容院。
　　但我不羡慕，因为作者没有表露出他的见解，只为歌颂而歌颂。这就和我们曾经有过的红太阳颂歌一样，千篇一律，让人厌烦。
　　传送千古的《国风》是《诗经》精华，主旨就在于批判。它影响了中国文学几千年。抨击社会不公、揭示人的生存困境，自此成为中国文学的主题之一，充分体现出中国文学人文关怀的价值精髓。《硕鼠》是对统治阶级无休止的盘剥的深刻批判，“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它把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比喻为硕鼠，人人都得喊打。即使在情诗中，也反映出对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的痛恨。如《谷风》中“不我能蓄，反以我为仇”。与此相对照，汉赋极尽典雅和奢华，却被人遗忘，就在于它没有批判性，只会为统治者涂脂抹粉、吹捧抬高，从而成为文学史上的弃儿。
　　许多不朽的世界名著，都是对扭曲的社会现实无情揭露和抗争，从而产生广泛的影响。如《红与黑》、《羊脂球》、《最后一课》、《小公务员之死》、《竞选州长》等。它们截取社会的一个侧面，揭示出官方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不过是为弱肉强食的现实遮羞。
　　批判是与现实衔接的，也只能与现实衔接。谁会批判神？有意义吗？批判历史，也是为了汲取教训，让今人少走弯路。
　　十九世纪上叶，出现了高尔基命名的批判现实主义。它客观、真实地描绘现实生活。注重反映现实生活的整体、本质、真实、更注重细节描写的真实性。特别注重社会底层社会及"小人物"的悲剧命运。由于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是资本主义兴起之时，于是，理论家认为，它是资产阶级进步文学，但由于阶级及时代的局限，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只能以人道主义为思想武器，企图以人道主义、改良主义来为社会病疴开药方，这就远不可能触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更不可能正确指出社会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群众的出路。
　　这是误读和误判。
　　作家不是革命家，没有制定政策的权利。指摘他们没有指出更正确的出路，这是苛刻和意识形态的偏见。作家只能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是政治家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通过描写黑奴的悲惨命运，揭露了奴隶制的罪恶。一个忠诚于主人、有爱心的基督教徒---汤姆，因为主人欠债而被卖给奴隶贩子黑利，后又被黑利转卖给圣克莱尔。当他即将获得自由时，不料好心的圣克莱尔却死了，他又被圣克莱尔的夫人送到了拍卖所，被暴躁的雷格里买下，最终惨死在皮鞭下。
　　斯托夫人解决问题了吗？
　　没有。
　　最终还是林肯领导美国人民，发动了对蓄奴州的战争，摧毁了奴隶制。
　　但斯托夫人不提出黑奴问题，打动无数正直的读者，美国南部的奴隶制还将延续多少年，是个未知数。她以一个作家的良心，指出奴隶制的残暴和不得人心，这就够了。当然，这是文学影响社会的特例，诸多的文学作品，包括经典作品，都没有这么直接的影响力。文学对社会的影响，更多集中在精神方面，如雨水一样润物细无声。
　　黑格尔对此有一个很精辟的论述。他说：“在艺术里，这些感性的形状和声音之所以呈现出来，并不只是为着它们直接本身或是它们直接现于感官的那种模样，形状，而是为着要用那种模样去满足更高的心灵的旨趣，因为它们有力量从人的心灵深处呼唤起反应和回响。”
　　作为一个普通的作者来说，公平和正义一定不能丢掉。面对不合理的诸般现象，应该在笔下如实反映出来。大家都说了，或许状况就会有所好转。比如特权中的特供，受到全国质疑，网上许多文章直指这一脱离群众的病灶。据悉，习大大顺从民意，已经砍掉了特供农场和特供商店。（没有宣传，我也是听一名高干所说，并不能证实。）
　　我们用诗经楚辞的营养铸造民族魂，俄罗斯民族远没有我们历史悠久，却在两三百年里依靠几代文学大师的笔，改变了野蛮落后的形象，成为有修养的文化大国。即使在苏维埃时代，俄罗斯文学走上弯路，依然出现了一些质量很高的作品，如《静静的顿河》、《古拉格群岛》等。可惜绝大多数是遵命文学。遵命文学不一定是受谁指令而写，而是体制决定了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和我们的抗日神剧一样，苏联也产生过繁荣的抗德神剧，当然，他们叫卫国战争文学。只有这个题材，才能轻松地闯过森严的检查关口。由于有深厚的批判传统，抗德作品也出现了一些凤毛麟角。如《未列入名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
　　阉鸡也是鸡，谁也否认不了。上面提倡的深入生活深入社会，是个伪命题。实际上，是让作者如何做鸡和如何写鸡的问题，没有谁处在生活和社会之外。
　　叶利钦上台后，解散全苏作家协会，相当于开除几万名作家的工作籍。许多作家到总统府情愿，再三恳求收回成命，说，我们从今以后只为新政权讴歌还不行吗？叶利钦回答道，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俄罗斯人的智商，俄罗斯不需要歌功颂德。
　　一个健全的社会需要批评和批判，不管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都能让人发现弊端认识弊端，从而启开自我完善的功能。一个不健全的社会，更需要批评和批判，如同药剂越猛越好，从而促人猛省，带动社会走向更新之路。清末沉疴，正是一些先驱者发出呐喊，才使得社会有了改造的动力。歌功颂德，是没有自信的社会才需要的。成就摆在面前，谁也抹不去，可问题没人提出来，就可能丧失警觉，一步步走向末日。正是有雨果、狄更斯那些作家无情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才促使西方社会进行反思，逐步健全了法制和福利体系，让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断言成为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