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津。鹤山坪石墙院。
　　七月的草木疯长，故居的四周寂静。天空仿佛蒙上一层忧伤，阳光难以过滤。
　　门楣上书有孤枝一样的两个字：独秀。风骨峭拔，我却看出一个人的独孤求败和傲视天下。
　　政治，我不懂，也无心懂。
　　我看到的是一个男人。真正的男人，一枝独秀的男人。
　　我呆在那里。解说员走过来对我说，这是他自己所书。
　　缮修后干净幽静的三进大院里，我观看，聆听，感受，思考。无声地在时光里逆流。
　　那是个桀骜不逊的孩子。父亲早逝，是祖父一直教导他成长。站在祖父身边，他抬头与之对视，眼睛明亮，没有一丝害怕。反倒是祖父，看到小小年纪的孙子如此不守礼法，气得脸色发青，暴跳如雷，忍不住拍着桌子破口大骂：你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在他故居墙上，挂着这样一幅画。
　　一个男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两样东西：傲骨和斗志，在他稚气未脱的小脸上，清晰崭露。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这，一语成谶。他真的成为了“强盗”，中国20世纪的普罗米修斯。
　　内心关着太阳的人，一定藏不住他的光芒和热度。无论怎样黑暗的时代，他都可以搅动起狂风暴雨，亮出光芒。
　　这个原本叫庆同的安徽男人，人们一定陌生。如果，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共早期最高领导人等这些联系时，你会脱口而出他的名字：陈独秀。
　　没错。这是一道闪亮夺目的光，照彻了晦暗无边的晚清。
　　22岁去日本留学，参加拒俄运动，创建岳王会。25岁，和几个同学一起，一刀剪去留学生姚煌的大辫子。咔嚓一声，刀光逼眼，同时点亮的是心中一把革命的大火。
　　1913年，34岁的他，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在芜湖第一次被捕。军方贴出布告：枪毙。他从容爽快：“要枪毙就快点！”
　　这一生，注定要为之奋斗，奔走，呐喊，坐牢。短短63岁的生命，他坐过五次牢。平均每12天坐一天。这条路何其漫长，寂寞，且悲壮！
　　辛亥革命前后十年，为发展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他奔走于江淮大地的大街小巷、豪宅民居。日子爬满虱子，可他的血永远沸腾着。每一天，他都如同打了鸡血，不辞辛苦做与革命相关的事：演讲，写文章，办刊物……整天整夜辛劳，每件事都亲力亲为。
　　1915年，与胡适等联手创办了《青年杂志》。它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无人不晓。在历史上早成定论，无需多言。我看到它静静躺在玻璃柜里。橘色的灯光照着，泛黄，破旧，极薄，印刷粗糙，像现在某些地下刊物。如此寻常又不寻常的创刊号，让我的思想瞬间凝固。过一会，一股热血从胸腔喷薄而出，燃烧为火焰，照亮了那间幽暗的小房子。
　　我感受到灼灼的温度，伸出手，却无法触摸。
　　记得当年冯玉祥大白天打着灯笼走路，蒋介石见着好生奇怪。问其原因，答曰：黑暗，黑暗啊！一盏灯笼，可以照亮脚下的路，却不能照亮整个天空。而这本书，是火炬，点亮了整个时代。它是里程碑，是标志，也是一把刀子，轻轻一划，腐旧时代流出几近凝冻的黑血。之后，新鲜的、亮红的血液滚滚而出。
　　毛泽东就曾坦言，他从不曾忘记这位“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还说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我信。
　　《新青年》成为了一代青年心中最渴望的明亮火把，对当时无数共产党员都有深刻影响。由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划时代运动掀天而来，且如火如荼展开。
　　1919年，他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工资300银元，比胡适还高。应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光。6月11日那天，他爬上新世界屋顶花园，展眼天下，激情满怀。下层的露台上，是陶醉于俗世繁华，正在看电影的欢乐人群。这位东方的普罗米修斯，将“盗”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雪片一般散发下去。你完全无法想象，这会是一位大学教授之所为。是的，他绝非普通人，他是“新青年”，永远充满激情和斗志的“新青年”。
　　如此出格的事，很快引来警察，他再次被捕了。
　　文人被捕，历朝历代屡见不鲜，也引不起人们多大关注。进去，出来。病了，死了。至多不过几个挚友写诗属文哀叹、悼念一番，然后过眼云烟。可是陈独秀不，他的被捕引起全民沸腾和抗议。很快，当局抵不住民众呼声，不得不释放了他。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会议在上海举行，可他人在广州。他毫无异议地被推举为一大总书记。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他一手创建的党，最后开了他。“侠骨露宿建，豪情风雨频。”事实上，党内政见不和，一个真性情、极富个性的大侠狂士怎能玩转？再后来，他甚至被他的托派学生开出了托派共产党。
　　他是革命家，绝非政治家。余杰就说，政治家是无人格无人性无人情的，而革命家则是单纯而天真，固执而顽强的侠客和文人的结晶体。
　　陈独秀自己也说：即使全世界都陷入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开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
　　想起来何等悲壮，何等寂寞，何等孤独！
　　漫天尘烟，他的理想之剑穿不透。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至死不悔，桀骜不驯。他是龙，有龙心、龙骨、龙魂。
　　龙骨不可驯！
　　但心中的无奈何其沧桑，心中的不愿、不甘何其不屈！
　　1932年，他身患重病，最后一次被捕。国共两党均欲除之而后快。
　　独秀啊独秀，我无法想象铁窗背后的你，当时是怎样的心境？！
　　说到底，他是千古独秀。
　　他一直在“胡闹”，一个人在战斗。
　　1938年，出狱后的他，暂住南京。蔣介石派人请他重出江湖，重新组建一个新共产党。他凜然而道︰“这岂不是让我向蒋介石投降？”送去的钱，他原封不动送回去。
　　1939年，受朋友之邀，来到江津，隐居鹤山坪。这儿山清水秀，一条大河滚滚流过。四面重峦叠嶂。
　　“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实淒涼。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日子清闲，也清贫。此刻陪在身边的是比他小近30岁的女人。除了靠老友邓仲纯医生接济，他的女人典当首饰、服装，甚至开辟土地，种些土豆等蔬菜度日。学生罗家伦、傅斯年孝敬他，他不受。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他不去。共产党这边，周恩来力劝他去延安，想把他“养”起来，他还是不去。在内外夹攻的政治漩涡中，他心里明白：收了这些钱是非多，宁愿穷死、饿死也不能收！
　　每天，他把自己关进简陋的房间里搞语言文字学研究，重估一切价值。
　　这绝不是无聊中的慰藉，而是思考之后用心选择。他不是在“寻找一条自适之路，一处温馨的桃花源，而是与他登上新世界屋顶散发传单的行为一样——高屋建瓴天地大气的分合汹涌。只有真正的‘龙’才可体验到”。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更何况一枝独秀？这名字本身就包含着凛冽、孤傲、芳芳、不屈，或许他对这个时代的思考过于高端，所以，必须付出一生的代价。
　　他的前半生，风云开阖，跌宕弄潮。而凄苦的晚年，生命的最后时光，寓居江津，却鲜有人知。
　　1942年5月27日，胃病、心脏病、高血压等各种疾病肆掠而来。他写下《小学识字课本》中的最后一个字：“抛”，风骨洒然，抛弃红尘，抛弃是非。
　　“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在江津，他为自己写的这副对联，现在，骨气铮铮地镌刻于门楣两侧。
　　独秀一枝，注定寂寞，也注定绝傲。高处不胜寒，最后的结局是黯然独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