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道高粱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蜀黍”的时候，一颗喜欢“卖弄”的心又忍不住蠢蠢欲动。
　　想写蜀黍，的确是等了太久的高粱粑还没上市。彝族年前后，用芭蕉叶捆绑着有压痕的紫红色高粱粑被村民背到街市上出售，10元一块，长宽32开8印张厚。脱光芭蕉叶外衣，露出紫凉丰润的肌体，置于菜板，切块、片、丁。煎、炒、炸。甜咸自怡，辣椒蘸水也行。常常是锅里吱吱声与口水吞咽声双管齐下。
　　我吃高粱粑喜欢炸了蘸土蜂蜜，脆的皮，糯的里，清凉甜蜜的土蜂蜜，顺着指尖下滑，舔一舔，舌尖打个卷，咀嚼，吞咽，补一口清甜回甘的老鹰茶，一盘进肚子也不觉得油腻。有了老鹰茶，可尽情饕餮，不怕积食。
　　在关于食物的文字里，吃货都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共识：味觉的记忆来自童年。汪曾祺写过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吃汤圆，由于受到重庆连日辣攻，有女生点汤圆时叮嘱：老板，来一碗汤圆，不要加辣椒。你家的汤圆才是辣的。
　　金口河的高粱粑可以是辣的。
　　童年在金口河峡谷深山里度过，除了苞谷和洋芋作为主食，能在逢年过节和腊肉豆花一起上桌，又没有那么正式，却让人欲罢不能的食物掰着指头也能数出来。对家务繁重和以家务繁重为由而不擅长制作饮食的母亲而言，我的美食怀念更多来自于外婆家。外婆舅妈都是能干的女人，尤其食物，这点，我不能自欺欺人。
　　高粱粑、冻粑、苞谷醪糟、豆腐干、豆瓣酱、蔊菜糕，红薯麻糖、苕瓜儿，属于山里孩子和金口河人共同记忆的食物体系，舅妈做出来，都是热闹非凡，从此无人超越。这些不可或缺的来源于通过主食再加工成的辅食，补充和维持着简单的食谱，丰富了除去农耕而获得的餐桌。里面的每一样食物，提起名字，唾液已经布满口腔，时常想想食物，长叩齿吞咽，有助巩固元气。
　　立秋后，美丽的金口大峡谷境内山野渐黄，唯一蜀黍同志一派大红大紫的作相，像山野上的松鼠举起尾巴聚会。
　　这种在中国繁衍了5000多年，功能多样化的植物，北方退回去30年还是主粮，非洲那边有好几个万年，考古作证。无论高粱在外地铺排得多么富丽堂皇，金口河人种高粱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扎扫帚。入秋以后，仅有的一点高粱米打下枝装起来。把高粱一捆一捆拴起来挂在屋梁上，剩下的杆喂牛，烧锅都行。在地里时，它是绝对不受我待见的，长着甜蜜子的杆杆，长着玉米相似的叶子，杆却一点不甜，形同嚼腊，毫无可取之处。
　　立冬一过，地里农活渐少，主妇回归厨房，围绕着即将到来的春节开展一次伟大的食物制作和储备。高粱米取出筛净，上石磨，磨出的粉与适量的糯米粉混合，调浆，揉捻，放在芭蕉叶里包成块，上大铁锅蒸。灶里的柴火呼啦啦响，泡桐木锅盖缝隙里呼哧呼哧的水蒸气吹着口哨，混合着食物八成香时去大柴，小火慢蒸。
　　没有过吃刚出锅热高粱粑的记忆。估计是从家到外婆家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要走三分钟，对于食物，我有天生的嗅觉，因为要从别人家里讨食，也有一层隔膜，也至于年过不惑，对于食物，还隔着一层水蒸气的朦胧。总结了一下前半生，只对一个人有索取美食的习惯。放在灶上的竹编炕耙上，如砖头一般堆砌的高粱粑，舅妈取一个下来剥去叶子，切几片，柴锅烧腊，在锅里放入油，慢慢煎炸，那是一个漫长的，漫长得不愿意多等一秒的过程。
　　我与幸福的距离就是眼睛到炕耙的距离，一米的高差走了几十年。
　　如果不是电影《红高粱》，巩俐在红红的高粱酒的映衬下，野性而魅惑，姜文野性而挑逗，我不会认为一地的红高粱有那么波澜壮阔和暧昧不清。在心心相印的玉米地里不把生米煮成熟饭的人是可耻的，算下来台湾电影《高粱地里大麦熟》是煮了再煮。两部电影，都有风景的悲壮和人性的荒凉，写意的镜头，无数次交换，我惦记着的是那高粱酒倒得满地都是，多么的可惜。
　　好在金口河人酿酒用的都是玉米。
　　泸州老窖酒厂的库藏落户大瓦山的时候，我拎着一台190前去拍摄。那个戴着眼镜的企业家也雄心勃勃地表示，他要引进酿酒专用的红高粱，把泸州老窖引进来。擦了擦眼镜，看了看清澈甘冽的顺水河，又使劲瞄了几眼汹涌澎湃的大渡河，好像和赤水河龙泉井有点区别。
　　两年后据说高粱遍山，再联系去拍摄，换了250小高清，拖了几日不了了之。至于红高粱有没有成就映山红，每次回老家路过那片土地，还是灰扑扑的苞谷花占着大片的根据地。后来，在美丽的大瓦山下小天池旁，开出了五颜六色的牡丹花，配着原生态的白色川牛膝花花。是那个人带头干的，想来，也有风情各不同。
　　上世纪70年代，伟大的成昆铁路在关村坝一炮炸出来一个火车洞的那年，据说伟大的伟人小平同志前来视察，就吃过金口河山上种的高粱煎出来的高粱粑，用他美妙的四川话表达了对高粱粑的高度赞赏和喜悦。可惜当时我未生。多年后，小平同志的扮演者卢奇先生来金口河大峡谷，在金口河大峡谷里面的农家乐吃到高粱粑的时候，他是翘起大拇指点了赞的。
　　掐指一算，不到两个月可以买到高粱粑了，绿绿的芭蕉叶，紫红的丰腴的膏体，是煎呢还是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