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在孔子学院遇见一个韩国小男孩，也就十来岁光景。教授问他，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学习？孩子回答，因为我要学习汉语。为什么要学汉语？因为我要到中国学习林业。为什么学习林业呢？因为，我长大了要去撒哈拉种树。
　　教授在向我们讲述这个小故事时依旧感慨万千。可是，我却想如果时光倒流三十年，或者更久，教授就一定不会这么感慨了。因为，“你长大了要做什么？”几乎是每个人上学后所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我长大了要当科学家，我长大了要当作家……尽管，那时我们对科学家和作家的理解还只停留在字面阶段，尽管，大多数人的愿望最终都淹没于岁月的长河，但我们曾经拥有理想却是无庸置疑的。
　　可是今天，我们的孩子是如何面对这一问题的，我们又是如何面对这一问题的呢？“我要挣很多很多的钱”或许是最普遍的答案吧。如果顺着前边的思路追究下去，“挣了很多很多钱以后呢，你会做些什么”？“我想让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好些”。“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好之后呢，你会做些什么”？我想大多数人都没把自己的人生计划得如此长远吧。当然，这也包括了我。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征地拆迁、彩票中奖、权钱交易……中国社会造就了越来越多的一夜暴富者。只要稍加留心，看看这些人暴富后的表现，大家或许就应该知道我所言不虚了。没钱的时候努力挣钱，有了钱反倒无所适从。很多人都将其根源归咎于信仰，认为现在的中国人没有信仰。对于这种观点，我不敢苟同。
　　那是城乡结合部的棚户区，一家三口挤在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小屋内。一具硕大的神案几乎占据了小屋三分之一的空间。神案上供奉着三清、玉皇大帝、关公、观音、弥勒和如来的神像。紧挨神案的墙上还挂着写满了狐、黄二仙世系的神谱。这是屋中阳光唯一能够照耀的地方。与神案比邻的阴暗角落里，摆着孩子狭小的书桌。
　　有一次，我坐公交车，因为是最后一班，车厢内有些拥挤。好心乘客给一位抱孩子的，五十多岁的农村妇女让了个座。那女人坐下后便喋喋不休地说起“好人有好报”、“种善因得善果”之类的话，末了还不忘向全车人送上祝福，“你们都是好人，佛祖会保佑你们的，保佑你们都上天堂”。我本来想笑的，却终于没有笑出来。她一定弄不清楚释伽牟尼、耶稣以及太上老君和穆罕默德的分工，但我知道，她心里一定装着满天神佛。
　　听了这两个故事，你还能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吗？中国人是素来都不缺乏信仰的，所缺失的恰恰是理想。
　　头顶黑色贝雷帽，一头卷曲飘逸的头发，一支似乎永远都叼在嘴里的哈瓦那雪茄，这就是切·格瓦拉。格瓦拉出生在阿根廷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在学生时代，他就骑着摩托车游遍了拉丁美洲。他是卡斯特罗最亲密的战友，古巴革命胜利后，担任中央银行行长。他任行长期间曾有个大胆的设想——废除货币。后来，他转作古巴工业部长，访问中国并向毛泽东请教游击战法。不久，他便放弃在古巴的高官厚禄，组织义勇军远赴非洲，要解放那里苦难的民众。或许是毛泽东没有传授给他精髓，亦或是格瓦拉学艺不精，仅仅过了七个月，格瓦拉就被刚果的独裁统治者赶出了非洲大陆。失败后的格瓦拉拒绝了卡斯特罗盛情的邀请，一头钻进玻利维亚丛林，改编、训练那里的游击队，继续着他解放全人类的梦想，直到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玻利维亚政府军抓住并枪决为止。格瓦拉牺牲后的几十年间，他的事迹传遍世界各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人们都对他表达了由衷的敬意，即便是那些对共产主义嗤之以鼻的人也会被他为了理想，而放弃名利的精神所感动。理想，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有了理想便有了人生的方向。
　　如果把生命看作是一种修行，那理想无疑是承载我们渡向彼岸的船，希望我们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