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一词，源出于《庄子》，与今之意义相差甚大，它指的是一些浅薄琐碎的言论，换作当今，即为网络上“键盘侠”们的所言所说，若论坛、贴吧、博客、QQ群等某些“爱国贼”们的豪言壮语（如某论坛“名句”：打日本，我捐一个月工资），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此“小说”乃“治国安邦”之论也，时事性突出。东汉初，桓谭在《新论》里说，小说是“合残丛小语”而写成的短书，主要是寓言故事和杂记之类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将“小说家”和诸子并列，于是有了正式称为“小说”的作品。“盖小说家者，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班固所说的小说，主要是野史和民间故事。到了魏晋南北朝，小说受到了文人和高层统治者的追捧，这段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志怪、志人小说，小说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及至“传奇”的出现，小说的发展又得到了质的飞跃，“小说”突破了“传录”，有了有意识的进行“虚幻”构造的故事情节。宋元经济的繁荣，造就了“市井文学”的昌盛，即“话本”。这也为后来明清小说的高峰准备了充足的条件。宋元的“小说”主要是白话，因为“话本”是艺人坐在酒肆茶楼，或街头巷尾、柳荫树下说唱给平民百姓的，只能白话表现，而文言，仅适合于文人之间和书面表达。到了明朝，可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经文人整理加工润色的旷世名著是不胜枚举。不过这一时期有一很明显的特征，那就是“讲史”比重太大，直到《金瓶梅》的出现，才算是打破了这一“铁定”的规矩，为后世的小说发展建了一座丰碑。纵观有明一朝，无论是《三国》《水浒》《英烈传》《封神演义》《隋唐演义》“三言二拍”等，还是《金瓶梅》，小说无外乎历史题材和市井之徒，要么弘扬忠君报国、前因后果，要么尽显小人得志，儿女情长以及色情污秽，以博一观，绝非功名所驱、传世所欲。到了清代，蒲松龄作《聊斋》，也是如此，功名不成，无以排闷，闲作小文，聊表心怀，宽慰自己。而《红楼梦》的出现，为小说只为小说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小说终于完全成熟了。文艺和现实生活，实际存在和虚幻构造，人物命运和社会背景都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至此，小说不再是排忧解闷、烹茶供酒，打发午后时光的闲文，小说也可以同诗文经书一道传世览阅，一道“服务”社会，为人们指点迷津，谴责小说的出现，就证明了这一点。它可以是一把利器，能够迅速地剥开这个社会，切出一块，把一个百态万千的横断面供到人们的桌前案上，使人们“格物致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