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街成长 街里人，下乡来，牛屎粑粑当锅盖。
那次，我气急了，违背了我不拾人家有用物品的良心。在村口一户猪圈里，赶开吃食的白猪，倒掉猪食，把一个敦实的铜盆藏在箩筐里。铜很值钱，卖废品也顶大人做几天工。很对不起那头白猪，它又要换一套餐具了。心里有鬼，几个月后我才再去哪里拾破烂，可发现它已经不要餐具了，猪圈里空荡荡。
在如今的同学会上，一个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同学，也谈起早年拾破烂的经历。其间的艰辛，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我不知道还有这个同行，现在知道了也只有苦笑一声。他叫李永才，一个搬运工人的儿子。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看，他的出身非常可靠。的确，在人生的起跑线上，我们有着一个相同的资本，那就是穷。
我们都穷得没有童年。
然而，资本相同，同样不能比。他的穷是黎明前的黑暗，能够感觉到前面的光亮；我的穷却是走下沙市宝塔最下层的石阶，感觉黑得让人心悸。他能当兵，我不能，他能进国家单位，我不能。肖伯那次讲的道理，我读初中时就依稀明白了。那是暑假前，学校接到一桩勤工俭学的任务，给荆江分洪工程的进洪闸重新上漆。荆江分洪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常年有部队守护。从来学校只有义务支农学工，这个假期能赚几十块钱，真是天上掉下馅饼。同学们纷纷报名，我也报名了，兴致勃勃做好了接馅饼的准备。
最终没要我。
原因，你懂的。
我自然也懂了。连做个小工都不够格，今后能干什么？
然而，有人不懂，至少我们的班长就不懂。
班长叫郭淑清，是个南下干部的女儿。长相秀美，能歌善舞。她母亲很会持家，粗布衣裳，也能让女儿穿成公主的模样。我们读的初中是带帽初中，还是在弥市小学。弥小宣传队在全县有名，经常到县内各地演出，为小镇、为小学争得了很大的荣誉。而郭淑清是宣传队的第一台柱子，报幕、独唱、领舞样样都行，更有救场的急智。有人说过，宣传队可以没有带队老师，但不能没有她。她在舞台上出色表演，至今还让当时的县革委会主任咂咂称赞。我也同样记得，一次她在班上领唱《格桑花开满山红》，高音拖出来了，让人心发颤，那清亮的歌喉不遑让当今的歌星。有个叫王国平的同学，如今还当着大家的面说，班长，你是我们男同学的梦中情人。是之一。
当时他没说之二是谁，同学们散了后，他才告诉我，之二是另一个女生王运娥。她与郭淑清是不同的两类人，她从不在大庭广众之下出风头，瓜子脸，天生带有一股吸引人的气质，按现在的话说是性感。那种骨子里散发出的妩媚，让人怦然心动。看见她，你才能真正理解曹雪芹老先生为什么说，女人是水做的。这在当年不是好事，汹涌的革命浪潮，早就不分青红皂白，把人性、美丽和资产阶级一道冲进大海。感谢她们，因为有了她们，我们的童年记忆不再是单调的饥饿，也有了歌声和美好。
这是闲话，就此打住。
班长有特长，一辈子顺风顺水，在哪里工作，哪里都把她当宝贝护着。党把她的前途安排好了，一路上洒满阳光。她对我说过，你有才华，为什么不考大学？你没有努力争取，没有奋斗精神。
我只有苦笑。我能说父亲的历史问题淡化了，三哥的现实问题又来了？三哥廖国华造过反，文革一结束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报纸上电台上成篇累牍的高喊，杀气腾腾，坚决清除三种人！四类分子摘帽了，但在公权面前，又有了新的专政对象，危害政权的敌人，依然不断地被人为制造出来。这些上了黑名单的人和他们的亲属，被所有的大学、国家机关和重要部门打上禁入标志。以前还有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遮羞布，这次干脆不用了。不取就不取，喊天也没用。
那时我正为恢复高考而激动，一次对我的文学老师黄大荣说，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学习几年文学理论。我有这个信心，也有这个实力，可我没有这个命。我刚走出沙市文化馆的大门，就在六月灼热的中山路街头见到我家邻居鲁德英的弟弟鲁德品，他在弥市派出所工作，能提前知道一点江陵县处理三种人的内幕。他带来的不是春汛，而是彻骨的寒潮。我看着满街梭梭响着的葱绿梧桐叶，被烈日渐渐夺去水分，变得苍老起来，不由悲哀地想到，人的命运为什么总被不相干的事物所左右？
我不认为我没有奋斗精神，但我所有的奋斗都是竹篮打水。其实，现在社会上的情况可能更糟。那些励志的文章全是放屁，误导了十几亿中国人。比如，权威机构统计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中小公司，平均生存年限只有四年。那些创业者不努力吗？他们没有奋斗吗？他们砸下所有的资金，他们投入所有的精力，难道只是争取一个倒闭？
这，只能用六个字总结：时也运也命也。
我承认，社会上的成功人士绝大多数是依靠自己艰苦的奋斗，才抵达一览众山小的绝顶，但别忘了绝大多数人连奋斗的资格也没有，而奋斗的资格绝大多数掌控于执政党的手中，并非人力可以改变。比如，五十年代教育部就规定，大学录取以工农出生和革干子弟优先。以后这种以革命为重、而不是以国家为重的用人标准越来越严酷，堵绝了无数有志青年的报国之路。别拿少数幸运者的事例来反驳我，那些骗人的榜样恐怕连宣传者自己也不相信。即使是真的，也是陨石砸到脑门心，地球人都不会中几个。
这是后话，与老街无关，担心写到后面没机会提及，故提前说了。
然而就是这样，我在学校里也没有完全灰心。那个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口号，据说是周总理文革前在南开大学开座谈会提出的。现在看来，这个观点本来就是建立在反动和落后的血统论基础上。当时和现今的无数事实表明，所谓资本主义复辟，在红五类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但它确实迷惑了很多人，使我在令人窒息的黑暗里，依然产生了寻找光明的动力。
初中时代，红卫兵过时了，学校恢复了团组织，像班长一样的革干子弟成为第一批新鲜血液。随着一学期一学期过去，团组织日益壮大。在最后一学年里，连罗正喜也被吸收进去了。罗正喜的家庭情况和我相比，经济上优越，政治上相似。他父亲当过国民党军医，由于是技术人员，在新政权下倒也无失业之忧，一直在弥市卫生院工作。罗伯不善言，但对我们说过一席话，我至今记得大概。他说他的外科本领是在战场上操练出来的，一台手术只用几分钟，该切胳膊就切胳膊，该砍大腿就砍大腿，容不得半分犹豫。不然，后面的伤员就可能来不及医治了。我听了倒抽一口凉气，人命真不值钱。
罗正喜天生具有领袖气质，虽然因为出生关系，和我一样连小组长也没有当过，但他像母狗子一样，身边总围着一大群人，其中也有我、刘以德、陶永才这些人。每天放学回家吃饭后，这些同学都不约而同到戏园子附近他的家里聚会。或天南海北神侃，或南街北街瞎转。刚建的虎渡河大桥，是我们指点方遒的平台。在虎渡河汩汩水流声中，我们坐在高高的桥头栏杆上，望着东北方夜空下荆州城和沙市的两团灯火，充满神往。回头再看弥市，几盏昏暗的街灯连行人的面孔也照不清楚。那时，大家恐怕都生出了逃离弥市、逃离闭塞的念头。
趁大家没有注意，罗正喜悄悄问我，你为什么不写申请？
我心里一咯噔，反问道，我够格吗？
他说，我够格你就够格，你写，我做你的介绍人。有一个团证在手，以后不论是下乡上调，还是继续读高中，都不会让人另眼相看。
虽然我对政治前途早就不抱希望，但为了今后有个安身立命的依托，我还是动心了，决定搏一搏。在他的热诚帮助下，管共青团和学生思想的政治老师找我谈话。
我很激动，以为组织上开始关心我了。殊不知这只是一个必要的程序，就像骑车子上路，先要摸一摸前后轮胎有没有气一样。不带感情，只是习惯。原谅我没提这个老师的姓名，事实上我也忘了他叫什么。那次谈话我受到屈辱，但我从来没有怪过他。他只是党的机器一部分。他的言行，是这部庞大机器运转时出现的正常状况。
审核编辑：罗军琳 精华：落叶半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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