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但凡有政治抱负的人，他们都非常的有才华。这貌似是不争的事实，像诸葛亮，像李太白……
　　然而每一位有才华，有政治抱负的人，他们的一生中总会有许多的坎坷与磨难，历史上的这种人比比皆是，数不胜数，譬如屈原，譬如岳飞，譬如陶渊明……导致他们仕途坎坷与磨难的原因，我想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君不明，不能以贤明的眼光对待，使之才能埋没，第二种则是同僚们的故意诽谤，或者栽赃陷害，使其不能够一展所长，更不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然而他们自始至终都怀着满腔热情和救国救民的炽诚之心。今天我就来叙写一位有着远大抱负，一心救国救民的苏轼，字:子瞻，号苏东坡。
　　苏东坡：四川眉州眉山人，他的父亲就是晚年学有所成的苏洵苏明允，他的弟弟是苏辙苏子由。他们兄弟俩也许就是因为受了父亲的熏陶，所以在他们进京应试时:才同登了进士及第。
　　苏轼曾在凤翔任职，颇有政绩，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期满后还朝，因为率次与朝廷大臣们的政见不和，先后被贬至杭州、徐州、密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因为“乌台诗案”被诬陷入狱，在监狱里的103天，几次都差点有杀头的危险，幸亏宋太祖赵匡胤时颁布下“不杀士大夫”的法令，才得以躲过一劫。
　　何谓“乌台诗案”呢？乌台就是御史台，因为在御史台的一个角落，生长着一棵参天大树，树的上面终年栖息着一群乌鸦，故谓之乌台。诗案就是因为写诗而犯的案件。
　　呵呵！这是不是很荒诞，很荒唐？写诗还能犯罪么？这简直就是恒古未有，滑天下之大忌。可是这却偏偏发生在了苏轼的身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还得从“王安石变法”说起。
　　因为那个时代宋朝廷已经出现了“官多，兵多，费多”这种现象，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积贫，积弱。而且这种现象还在日益加深。当时宋神宗刚刚继位，他就一心想改变这种社会现象，使之国富民强，于是就启用了王安石，君臣两人锐意改革，不顾一切的阻挠。
　　要说这王安石变法本是一件好事，可是就因为王安石识人不明，不能知人善用，所以就招揽了一些以升官发财为目的的小人们来主持变法大业。
　　变法实施中，苏东坡就发现了几项不利于民的弊病；他认为“法要变，但不能急变，不能以雷霆之势一气呵成，那样只会险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然而王安石极其党羽就开始愤怒了，他们就一味的迎合皇帝，投皇帝喜好，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变法大业完成，如此才能助他们晋升。他们才不管变法对天下百姓是否有利？
　　果然不出苏轼所料:急于变法只会使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生活越来越艰苦。尽管如此，王安石及其党羽仍在搜罗苏轼的把柄。
　　因为苏轼是诗人，爱写文章，在一些诗词文章中或官样文字中，不免参杂一些个人情感色彩，在他给皇帝上的《湖州谢表》中，终于被变法派的众人们抓住了把柄，他们还从东坡的诸多诗作中，搜寻构成诬陷，栽赃的罪证，罗织罪名。说他愚弄朝堂，妄自尊大，藐视人主，对皇帝不忠，加之苏轼本来就是个很有才华的人，这样只会让那些小人们嫉妒，才大遭忌……以上这些罪名足以定苏轼死罪。
　　新党们要陷害苏轼，而旧党们也在极力的挽救苏轼，就连王安石也上书免苏轼死罪。最后苏轼得救。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的打击成为了他一生中转折点，此时的他早已心灰意冷，再也没有了当年的豪言壮语“治君尧舜之志”了，他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此职无权无钱，就相当于现在的民间自卫队副队长一样。此时的苏东坡也不关心朝廷政治了，也不与小人们勾心斗角了，他带着家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好不逍遥自在。在他家的东面有一块坡地，他就以此地为号“苏东坡”。
　　可惜好景不长，他便又陷入了朝廷的党争之中了。宋哲宗继位后，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们又重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苏轼不得以又得到了升迁，可是在苏轼的眼中，所谓的旧党和新党不过就是一丘之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旧党们就要全面的否定变法，一切都要复辟从前的官多，兵多，费多。
　　自此，苏轼便继不容于新党，亦不容于旧党。不久后，他再次被贬，一贬再贬，最后竟贬到了当时最荒蛮的海南岛的儋州了，据说被贬至此地，仅次于满门抄斩了。年已六旬的苏轼不管生活怎样的艰难？不管周遭的环境多么的简陋，他都不忘造福于百姓。他开设学堂，传授知识，挖井，修桥，修建村落，修路……当地的老百姓们对他无不感恩戴德。
　　直至徽宗继位后，大赦天下，苏轼才被调到了廉州，不幸的是长期的跋山涉水，使得他死于北归途中。
　　我想苏轼苏东坡虽然早在几百年前就死了，但他的为民创造福祉的心没有死，虽然他的政治生涯屡屡不得志，甚至穷其一生也没有实现他那宏伟的理想，但我想他那一生都为天下贫苦老百姓创造美好生活的勇气值得我们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