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
　　 一个急促而又响亮的报告声，打断了老师正在进行的讲课。显然，这个报告者是跑步而来的。课程已经上过了十分钟了，是谁现在才到？语文老师正在写着的粉笔戛然停止在黑板上还未写完的那一个字上，侧身向教室门口望去，他的目光透过近视镜片，像是两个惊叹号投影在迟到的学生身上。这个学生羞愧地低下了头。
　　 “又是你，怎么经常迟到？”语文老师以责备的口吻说，但也并没有用太重的语气。
　　 “姜老师，对不起。”
　　 “进来吧，快到座位上坐下听课吧。”
　　 这个迟到的学生非常迅捷地完成了老师所说的。于是，课程又开始了。
　　 已经是高三了，大家都为高考在拼搏，基本上都是住校就读，谁还敢在这个时候掉链子？偏偏这个学生经常这样。
　　 这个迟到生叫蒋高文，是与我相邻村子的一个本家兄弟，因是同族，又是同学，所以我们的关系非常要好。虽然他经常迟到，但各科的成绩在全班都是名列前茅。今天算他走运，碰上了姜老师上第一堂课，要是碰上教数学的古老师或教政治的刁老师，他便要在教室门口站着听完那一堂课了。因为蒋高文经常迟到，所以同学们也都司空见惯了。同学们甚至还调侃地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做“迟到专业户”。如果哪一天他不迟到，反而是不正常的事了。
　　 虽然我们关系很好，但他从来不跟我讲他家里的事。加上我一直住校，他一直走读，对于他家里的事，除了听说较困难外，其余一概不知。且他所住的村子在我所住的村子的后面，中间还隔着约摸四里的路程。赶上星期日不补课，在星期六下午上完第三堂课后，我们便结伴回家。学校离我所在的村子足有四里路，我们会一边走一边聊，大多是聊学习的事，也偶尔聊一些理想什么的。记得那时他常挂在嘴边的理想是：将来做一名农技工作者。我对农技并无概念，也压根毫无兴趣。偶尔我会问他为什么，记得他说的是：为农民减轻负担。我那时并没有认为他这理想的崇高，现在想起来，才觉得自己的所谓理想与他相比实在是相形见拙。
　　 而他能继续上学且一直上到高中，也是他全家人一致的愿望与希望。说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他上大学的，也要这家里将来出一个有出息的人。虽然有几次他想辍读，到后来还是被家里人骂回到学校去。
　　 我常常不解：他全家人对他上学如此地充满希望并大力支持，他为什么还经常迟到呢？问题的关键其实并不在这里，我更为纳闷的是：他经常迟到，可为什么学习成绩在全班还拔尖呢？他竟是以何等的毅力和刻苦钻研的精神在经常迟到更时时落了课程的情况下，稳固着优异的学习成绩？若非深夜里加倍用功或天资禀赋至此，断不可能。
　　 我直到后来才知道他为什么经常迟到。原来他父亲在他十岁那年就过世了，他母亲因他父亲的早逝，便担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他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他是最小的，与上面的姐姐哥哥都是挨肩地隔着一两岁，两个姐姐因为都是女孩，又是生在他前面，加上家庭贫困，即使排除那个年代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姐姐们也注定无法上学，而是要老早地当家庭劳力。还是因为家庭贫困的原因，他的哥哥，也只是上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
　　 他在上初三的时候，大姐便出嫁了，上高一的时候，二姐又出嫁了。到他上高二时，本来家里准备给他哥办喜事了，眼看着一家人快要熬出头了，没成想一场车祸断送了他哥的一生。肇事者逃之夭夭，他哥便落了个终生残疾，因许久都无法查到那个来自外地又逃往外地的肇事者，他家也并没能得到任何的赔偿。他母亲因这一重大打击，日夜号啕悲泣，竟至于哭瞎了眼睛。
　　 他的两个姐姐嫁得远，虽然可以时常回娘家帮忙照料打理些家务与农事，但那年头拿农村观念来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何况也有自己的家要顾，且她们各自的家况也并不好。纵使婆家不说什么，也仍然无法照顾周全。因此，我的同学蒋高文，根本就没有条件住校，就算是有条件住校，他的母亲与哥哥在他两个姐姐都赶上自家有事的当儿由谁来照料呢？可想而知，都是由他来照料的。而他家田地里的农活，自然也是由他来承担了。于是，我的同学蒋高文又怎么能够不迟到呢？他又怎么能够不经常迟到呢？
　　 可是，那时候的老师们似乎从来都不进行家访，哪里会知道这种情况？
　　 每每，我的同学蒋高文在老师上课正酣时，一声“报告”打破了全班的和谐。每每，我的同学蒋高文在老师听到“报告”后，被罚站在教室门口听完一堂课，而除了遇到教语文的姜老师。每每，我的同学蒋高文在教室门口向同学们展示着缀着补丁的衣衫和露出大脚趾的两只布鞋……
　　 然而，那年高考的成绩出来了，我以426分的成绩宣告名落孙山，我的同学蒋高文却以588分的成绩金榜题名！
　　 我因家庭也较为贫困而没有再复读，于是，也并不是那么遗憾地结束了本可继续的求学之路。
　　 然而，我的同学蒋高文却因为家里拿不起高昂的学费，在那时人们普遍贫困且屡借无门的情况下，最终未能就读他本应该去就读的重点大学。这中间到底有多少遗憾呢？别人不知，我深知。在上大学与照顾亲人这道人生的选择题上，我的同学蒋高文选择了后者，这里面有太多的被迫，在他来说，更多的却是主动。我想：他是选择了面对残酷与承担责任。
　　 后来，我外出谋生，投入到打工的时代洪流之中。我的同学蒋高文因为要照顾双目失明的母亲与终身残疾的哥哥而根本无法离开那朴素的村庄。
　　 再后来，他的母亲故去了，他的哥哥一方面因为缺少药物的及时维持，一方面也是不愿再拖累家人而拒绝用药，最终也追随他的母亲而去。我因长年在外，这些情况，都是在后来回家乡过春节时才知道的。
　　 那年春节刚过，我就去看望他，他依然身着缀着补丁的衣衫，脚上的那双鞋上粘满了尘土。胡须已经好久都没有剃过了，一脸茫然的苍白，眼神在忧伤里透出坚毅。他家的灶台上布满一层厚厚的尘土，蜘蛛网已结成尘挂悬在烟囱上。冬日的寒风吹进来，我不由瑟瑟发抖，但我的同学蒋高文似乎并不觉得。
　　 他因为我的到来而激动不已，竟颇有雅兴地与我谈起了唐诗宋词，甚至还吟起了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等诗句，反倒令我激动不已。
　　 临了，他又不无羡慕地说：“世鸿啊，这么多同学中，在文学方面，应该就算你有出息，还出了几本诗文集。”
　　 “比我混得好有地位有成就的同学还多着哩。”我不知如何地接着说：“哪里呀，我那些都是胡编的。”
　　 “跟我还谦虚啊，你都送我几本了？”
　　 我一时无语，停顿了一会，我说：“等年后你家里的事都安顿好了，跟我一起去南方吧。”
　　 他显然非常高兴，并迫不急待地答应了。
　　 冬日的寒风在屋顶上呼啸着，树丛里传来“呜呜”的声响，我们在他的家徒四壁的土屋里却谈得激情满怀，昔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神采又重现了，我们完全忘记了当时的严寒。
　　 这时，我的同学又说道：“其他同学都在联系吧？他们都还好吗？”显然，我的同学蒋高文在自身已经极为困苦的情况下还记惦着他人。
　　 “大家都很忙，也联系得很少。”我随口答道。
　　 “这样啊。”他不再说什么，又见那一脸茫然的苍白。
　　 忽然，他剧烈地咳嗽起来。这个时候我的手机刚好也响了，电话那头催着赶紧回去拜年，说大家一起去县里，马上要走了。我于是匆忙地塞给他提前准备好的一个礼包，又说了几句话，他还没来得及推谢和道别，我就匆匆地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