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在农村生活过的人肯定都看过露天电影。择一处亮堂的场子，把白里透黄黄里透黑的幕布往两棵高树上一挂，等全村的老少爷们基本到齐，便将几部城里人看剩下的老掉牙的片子一一放来。直惹得那些勤劳善良憨厚朴实的人们长吁短叹如醉如痴，好像晚饭多灌了二两老白干。
　　我出生的村子名叫韩山。
　　那是一个三面临山一面背岭的小山村，村南村东有大小两座水库，祖祖辈辈二十几代人在这里繁衍生息，虽称不上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似也算得上山清水秀柳暗花明。在我儿时的记忆中除此之外确乎没有什么更值得自豪的地方了。
　　或许是由于地势的缘故吧，那儿的春天来得特别迟。别处已是人间四月芳菲尽，我们那的桃花才刚吐蕊；有人骑着屁股上冒烟的摩托车进山时，我们那的自行车还用不着枚举。
　　其时我刚上小学，每天除了按时上课下课上学放学白天繁重的功课晚上单调的捉迷藏抗大刀等游戏，几乎没有一点彩色的内容。本家四爷有台收音机，但对小孩子是绝对不给面子的；村东两家合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但须交五分钱或一小捧花生米方可进门。自那天我和弟弟每人从家里偷出一口袋花生并以事后撅着青肿的屁股上了一星期学为代价有幸看过一次，便再也没敢占过电视的“腥儿”。
　　于是我们便常盼着来电影。
　　至于电影什么时间来那可没准儿。高兴了十天半月，不高兴了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的不见音讯。来了呢，大队的喇叭上就会有人扯着喉咙咋呼几遍算是预告；当然即使他们偶尔忘了也不要紧，班上几个消息灵通分子定会准时带给你一个惊喜。一旦听说晚上有电影，下午的功课算是泡汤了。满脑子都是八路鬼子好人坏蛋飞机大炮坦克机枪，课间也是东奔西跑你追我杀。好容易挨到放学铃响，我们便再也顾不得老师如果明天完不成作业就准备挨揍的誓言，一溜烟跑到电影场去占位，抢夺有利地形用石子圈起来，并将凳子放好将书包撂在上面；再急急赶回家草草塞上几口却没忘顺便把家人的座位也一同拎进自己的势力范围，然后眼巴巴坐等电影的到来。那心情绝不亚于现在的追星族翘首以待自己崇拜的某颗星。
　　从日头老高等到黄昏日落，放电影的终于姗然而至。扯绳拉线倒片磨电（那时村里还没有电，放电影只能用发电机），每每忙活到让人胸生恶念口出狂言，电影这才正式开演。
　　然而演到一片两片，便往往有大队干部喷着酒气拖着官腔像当今某些领导唱卡拉OK一样滔滔不绝地讲一些计划生育治安联防出工分粮等千篇一律的内容，或插播诸如猪丢了狗跑了女人找丈夫孩子寻亲娘等鸡毛蒜皮的玩意儿，这些我们是从不关心的，正好趁机干些握手影扔帽子电筒光打架之类滑稽顽皮的勾当，不时引起人们阵阵哄笑。
　　最倒霉的是碰上倒片（几个村同时放电影但片子不够用，只好按次序轮着放）和机器抛锚。虽然等得人焦心焚意咬牙切齿，但无论如何我们是不睡觉的，生怕错过了一分一秒的享受和重新开演时那一声兴奋的狼嗥。
　　细细想来，那时所放的也无非是《杜鹃山》《龙江颂》《朝阳沟》《红灯记》之类所谓的“经典”影片，并没有多少能让我们真正看懂或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我们依旧看得目不转睛津津有味如饥似渴，宁肯让尿憋死也绝不轻易离开半会儿；就是不幸碰上刮风下雨降霜落雪的天气，也总是和大人们一样非得等到放映员反复宣布“演完了！”，才恋恋不舍地将屁股拔起。
　　一年寥寥数场的电影毕竟难以满足我们贪婪的胃口。稍稍长大之后，父母便允许我们跟着较大的孩子成群结队去外村观看。我们自然乐此不疲，有时一晚上跋涉几十里山路追踪看上好几个村还不觉过瘾。这时父母多半是不会责打我们的，因为他们有时也忍不住跟着一起去。
　　十几年过去了，露天电影像一组褪色的镜头被时代的大手一翻而过。如今在我生活的这个小镇，电影院录像厅KTV包间随处可见，我自己也有了一套还过得去的视听装置。至于生我养我的那个小山村，有机会你去看看吧：山绿起来了水活起来了公路修起来了二层的小楼也盖起来了。一到晚上，那些依旧勤劳善良憨厚朴实的人们都躲在自家幸福温馨的氛围中网上冲浪沙里淘金，谁也无暇顾及那曾经让人欢喜让人忧的露天电影了。

　　1998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