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统府和纪念堂，那些泛着陈年霉味的橱窗里，总有几张不协调的图片夹在中间，刺痛人的眼睛，那就是火烧西关镇压商团叛乱。英勇的黄埔学生军，如饿虎扑羊一样，把惊慌失措的商团武装人员打得屁滚尿流。我不想提商团事件的是非，任何存在，都有其合理的依据。清末民初混乱不堪，生意人抱团自卫也是情有可原。广州商团就是在最后一个王朝砰然倒地时建立的，它在广州政权的多次更迭中一直保持中立。商人害怕动乱，在武力统一和联省自治的争斗中，理所当然的选择陈炯明，反对大幅扩大税收、隔三差五就找他们收取北伐特别税的孙中山。妄图凭借一万三千人的乌合之众，制造出一片安宁的经商环境。在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期，做出了螳臂当车的可笑之举。
　　我感到刺眼，是因为一向软弱的商人，怎么突然间腰杆挺硬了，敢对磨刀霍霍的革命说不？革命从来都不是善茬，能把所有的拦路石压成齑粉。其次是以扰民敛财为主业的军阀，都对商人留有余地，毕竟商人才是最出奶的母牛，革命政府怎么就敢于把事做绝，把商团逼上梁山？此次事件，国共两党一致的定论是，受英国操纵的反革命叛乱。然而，迄今为止，没有找到幕前幕后操纵的证据，仅凭购买枪支弹药构成不了罪状，那时的军阀哪个不找外国人买武器，汉阳兵工厂装备不了几个人，何况它还掌握在北洋军阀手中，南方革命政府和其它地方军阀莫想染指。
　　商团总团长陈廉伯后来大节有亏，太平洋战争中，成了香港的华民代表会四人成员之一，为日军效劳，死于赴澳途中美机轰炸下。而他的所作所为，却并没有违背他的一贯原则，即一切为了商业活动正常有序的运行。四十年代做汉奸如此，二十年代年做反革命犹是如此。只要能维持正常的商业运转及治安稳定，要他卖身魔鬼或者接受魔鬼卖身都不在话下。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商人，天生具有超越常人的冒险精神，只不过生错了时代和国家。很可惜，他生活在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不仅人命如蝼蚁，经商环境也非常险恶，只能夹在军阀混战的缝隙里艰难生存。
　　如果他像十三行前辈那样，处处委曲求全或许无事，可他偏偏建立了一支武装；如果他的武装能像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一样强大也好，出海去打下一个带领土的商业帝国，还会成为国家的英雄，可他偏偏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政府。在中国，哪怕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商人的地位也很低下，座次排在百业最后。军阀可以拿枪，土匪可以拿枪，商人拿枪不仅是不务正业，简直是大逆不道。当这个不该拿枪的人拿起了枪，并且没有站在革命一边，灭顶之灾就避免不了了。
　　中国的商人是没有脊梁骨的阶层，古今一样。他们没有西方同行那样的眼光和胆量，只能仰人鼻息，跟在权力后面作威作福，或者在权利的淫威下苟延残喘。广州商团破天荒雄起了几天，终归还是趴在地上了。
　　其实，在中国历史的早年，商人的地位还是很牛逼的，中国也和古雅典一样是以商立国，撇开暂无实物证明的夏朝不说，商朝却是从文献到出土文物都是硬邦邦的不可否定的存在。商朝的商字，跟现在的商字绝无意义上的不同。区别就在于，那时它不仅指商人、商品，还指代旭日初升的民族童年的一个朝代。可想而知，那时的商品经济肯定不是农耕社会可有可无的点缀。后来，商朝被周朝取代，商人的地位就逐渐下行，陪添士农工学商的末座了。
　　平叛商团，平民死伤约2000人。商人逃命香港、逃命上海租界很多，使得西关进一步的衰弱。自1853年广州丢掉了中国第一大港的地位后，再经过这次的打击，就永远失去了翻身的本钱。直到今天，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作为改革开放第一线城市的广州，去年的GDP也只到上海的一半多一点，这还是行政上吞并了许多郊县才达到的。
　　如今，走进一湾青水绿，两岸荔枝红的荔湾，也就是以前称之为西关的地方，依然可寻广府特色的西关大屋，依然可寻美誉天下的西关美食，但总觉得欠缺了一种精神，那就是气吞万里如虎的商业盛况。现在荔湾也有各种类型的市场，可其规模和商品的覆盖度与往日不可同日而语。西关的许多街巷，以往商铺林立，如今房子老旧，墙壁斑驳，一枝荔枝弯弯地伸到长着些许青苔的窗口，倒也算得了幽静的养老之地。
　　至于平叛中遭受鱼池之灾的民众，革命政府没有赔偿，被时代车轮碾碎的小人物只能自认倒霉，或者找阎罗诉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