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准备着。
　　在广州老城区里，有许多和丝绸有关的地名，锦绣坊、锦绣里、泌水锦衡等，听起来都很美丽浪漫，却是普通的街区。弥久的岁月，消散了许多令人炫目的光彩和财富。明代的金花街锦秀坊，这个秀字，是后人省掉了绞丝旁，大街小巷遍布丝织手工作坊。白天里商人们穿堂过户，买丝卖绸，华丽的丝织品与云霞相辉映。夜晚没有了车马人声的压制，脚踏丝织机哗啦的叫声就冲出一个个作坊门，在珠江上空回响。单台机器的响声比较单调沉闷，成百上千的机响汇合一起，足以媲美海潮江浪。在这噪杂的声波里，隐约体现出雨中脚步的节奏感，不是那么整齐划一，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携带着当时的中国，艰难地脱离中世纪的黑暗，迎向新世纪的第一抹晨曦。
　　这些作坊超越了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形成有规模效应的商品生产基地，影响遍布全国。广州纺缎甲天下，佛山之冶遍天下，这两句民谣反映出广东经济在全国的重要性。它和苏南一样有着开放的土壤，适合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和生存。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最大区别，仅在于是否以交换为目的。然而在其发端时，中外一样，都是利用落后的手工机械，生产出社会需要的商品和剩余价值。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生产率远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在普遍效率不高的时代，规模生产就成为唯一制胜的法宝。
　　纺织业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广州和松江很多仍然叫作坊的丝织厂，雇请几百人是常事。冶炼行业用人更多。据广东罗定记载，冶铁需要上千人，花费不止万金。日得铁二十余版则利赢，八九版则缩。场面宏大，令人咂舌。然而与矿山相比，这只能算小巫见大巫。辽东经略熊廷粥就过打矿工的主意，提出招他们去当兵，抗击满清。能带去千人者做都司，能带去五百人者做守备，可见矿山的雇佣劳力规模更加惊人。
　　工场变为工厂，不仅是规模的扩大，更体现在生产关系的改变。长三角与珠三角，丝织业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形成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劳动力成为商品，形成商品经济最核心的一环。
　　七下西洋的盛举，让同时代的欧洲望尘莫及。即使到了大航海时代，他们的远洋船舶，其载重量和安全性能也不如中国的宝船。煤作为工业的燃料，是明代新兴的矿业，自始就是民营，矿主雇人开掘，计件发薪。政府征税也是按工商业的标准收取，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对民煤十分取二。冶炼技术的进步，广东瓶型炉领先于当时的世界，使得铁成为支撑工业的金属而被广泛应用。这一切都证明，在西方工业革命的前夜，中国准备好了雄厚的物质条件，随时都可能踏进现代社会。然而，这一脚并没有踏进去，错失了良机，让人勒腕叹息。
　　是思想理论准备不足吗？
　　明代思想界并不落后，即使不能说领先于西方，至少也可以说是并驾齐驱。明末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进入后期。资本主义在中国沿海等地大量萌芽，且不断缓慢地成长着。旧制度的衰落和新的社会因素产生，首先在思想界里被敏感地反映出来。诚然，明初几代皇帝确实把封建的专制集权推向极端，让儒学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可儒学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并不排斥新生事物。强人政治毕竟也有过去的一天，强人不在了，君权就在朝野的抵抗下逐渐衰落。作为传统文化的体现者，明代士大夫都很关注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新思想、新知识。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在一封信中说：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他们以不同于我们西方人的方法正确地计算日食、月食。稍后的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也说：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欧洲----中国。
　　桐城方家是积传统文化之大成的家族，却几代人先后师从传教士学天文，数学，父与子参与编篡了《崇祯历书约》这一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第三代毕方济著作《物理小识》尤为杰出。第四代方中通的数学专著《数度衍》，系统介绍了对数的理论和应用。
　　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认为，翻译是基础，是向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学习的必由之路。作为皈依传教士利玛窦的基督徒，他并没有选择宗教典籍，而首先翻译了《几何原本》，第一次向中国说明了几何学的本质。政务之余著译犹丰，他的《农政全书》，贯穿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代表了明代思想家对科学技术和民生一样看重的基本态度。
　　明末清初算得上一个小百家争鸣时代，对后世有影响的思想家就产生了三个，即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他们在社会激烈变革之际，提出了许多人本主义论点，比如反对君主专制及满洲殖民统治，提高商人地位，提倡重实践、轻理论的实用主义。继承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传统，植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及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的新因素，在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形势下，开创了新思潮、新学风。
　　在中国这个科学技术大发展的时代，西方科技发展却还不是很明朗。牛顿和莱布尼兹尚未出生，波义耳和帕斯卡尚处孩提阶段，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笛卡尔隐居荷兰。而明朝已经进入了西学东渐的高峰，学术环境开放，政府支持，士大夫阶层普遍接受、研究和翻译西学著作，共有七千多种西方图书进入中国。无数明代知识分子走出书斋，结合数千年来的生产实践，写出了很多部积厚流光的著作，涵盖天文、地理、医学、农学、化学、机械等各个领域。他们的思想超前，也有的超过同时代的欧洲。在欧洲疯狂迫害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的时候，中国早已平静地接受了日心说，接受了地球是圆的，太阳是宇宙中心的观念。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出现在崇祯十年，是这一历史上最为灿烂的科学活跃期代表作。不仅影响东亚，而且促进了百年之后的欧洲工业革命，更是对工业革命中的农业革命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在《五金》篇中，宋应星是世界上第一个科学地论述锌和铜锌合金（黄铜）的科学家。他提出炼铁与炒铁炉的串连使用方法，直接把生铁炼成熟铁，符合现代冶金技术的原理。欧洲人借鉴于他的经验，发展了化学学科，开拓出冶金行业的新路。
　　欧洲工业革命拉开序幕后，农业生产依然十分落后，影响了农业人口向工业的转移。播种还在使用人工撒种，直接造成出苗率不均衡。而此时中国，已经在田间使用播种机。欧洲的犁设计也比较简单原始，操作十分费力。当《天工开物》传入后，欧洲开始大规模地普及中国的农耕技术，去掉了工业革命的短板。
　　显然，理论和思想方面的准备也很充分。作为冲向新世纪的中、欧两个选手，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时候，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在发令枪响的关键时刻，中国弃权了，不屑于把比赛继续进行下去，以至让欧洲独占鳌头。
　　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需要改变的不仅是生产力和与之匹配的生产关系，还需要上层建筑的改变，使之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这不单指封建体制，还包含文化、法律、传统、道德、习俗在内的整个社会导向。发展资本主义，特别是在原始积累时期，西欧到处充满血汗工厂，羊吃人成为常态，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散发出血腥气，贪婪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唯一动力。这和中国历代以民为本的理念相悖，因而为中国社会从上到下的各个阶层所不容。
　　中国也有血腥的时代，但追求的不是财富，而是权力和土地，财富只是权力和土地的衍生物。
　　天子富有四海，他还要财富干什么？士大夫渴望的是治国安邦，而不是个人的蝇头小利。商人发财了，首先考虑的是买田置产，而不是扩大再生产。商人历来政治地位很低，朱元璋就把助他修南京城墙的沈万三一杀了之，作为商人参与政治活动的一个答复。商人改变身份成为渴望，耕读之家才是人们羡慕的目标。至于底层的农民，他们是国家的基石，自然也没有疯狂猎取财富的动机，平安是福。假使真活不下去，也不会和西欧的破落户一样，弄条小船，去发现新大陆。而是拿起锄头当刀枪，重新分配权利和土地，自然也包括了重新分配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