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因“穷”而“小” 因为社会的诚信度还不够高，所以才会频频发生这样的怪现象——借钱的时候是“孙子”，还钱的时候是“爷爷”。按照常理来推断，债务人之所以迟迟不能或不愿偿还债务，大都是因为债务的数额较大的缘故吧？如果债务的数额较小，那么债务人偿还债务的可能性是不是就很大呢？我的经验是，那也不一定。我与借钱的人打过不少交道，其中有几次特别有意思，所以印象很深刻。
1994年夏天，一个姓陆的同学来找我，他很诚恳地对我说，你看，上次借的50块钱还没有还你，真不好意思！我现在手头有点紧，你再借给我50块，下个月开资我还你100块，你看怎么样？是人都爱面子，求人不易啊！我脑子一热，又给了他50块。说来也巧，第二个月发工资那天，我与陆同学相遇了。明明看见他刚领了400多块，可他却当没有看见我一样，拔脚就走。我生气了，拉住他，要他还钱。他老兄真行，楞是睁眼说瞎话，没钱！那时候咱还血气方刚，见好说不行，就准备动武了。这时候一个姓韦的同学出现了，认真地跟我打包票，你放心！下个月他保证还你，他不还你就来找我。我听他这么说，信以为真，就让陆同学走了。谁知从那以后，我这两个同学竟然凭空蒸发了，到现在也没见到一个人影。
还是1994年。秋天的时候，我三弟到我工作的地方来玩，顺便领人去探访一位姓杨的狐朋狗友，并在那里吃了一顿午饭。三弟饭后向我吹牛，说楞是把杨吃怕了，三个人一顿饭喝掉十五瓶啤酒，还意犹未尽。我三弟前脚刚走，杨就登门了，说想借30块钱，下个月就还。我想了想，念在他是三弟的朋友，就借了。没想到，此后杨再也没有提过还钱的事。我后来分析原因，看来杨并不是来借钱的，其实他是来向我讨回那15瓶啤酒钱。
没办法，又要提起同学。1995年秋天，我因为经济上周转困难，就跟住在隔壁的一位同学借了200块钱。那个月开资的时候，单位让每个人都买了200块国库券。因为剩下的钱仅够生活费，我就向同学说下个月再还他。谁知他打了个哈哈，说不要紧，其实国库券他也要的。那时候国库券利率高啊！我听他这么说，知他很在乎我这两张国库券，就一咬牙拿出来给了他，就当是借了高利贷吧。就是这个同学，后来跟我抱怨说，因为现在的人太坏了，交不到真朋友，所以他和他老婆都虔诚信佛了。我听了只是笑笑，没有做声。
煤炭行业最不景气的时候是1998年。像我这样非生产一线的职工，挣的钱仅够维持生计。有一次单位里破天荒地给每位职工发了200块奖金，第二天，一位姓蒋的工友就开口向他的铁哥们借钱，没想到那个人立马一口回绝，并把皮球踢给了我，叫蒋找我。蒋于是又转而向我借钱。我虽然不太想借，但因为碍于情面，所以还是答应了。一直到2003年，蒋才来找我（1998年10月他就下岗了），一边不停地吞云吐雾，一边向我吹嘘他与人合伙做装潢的光辉业绩。他本来已经有一个女儿，下岗后又偷偷地要了一个男孩，看样子经济上的确是不错的。说出来真是令人难心置信！蒋掏出200块钱来，却只给了我100，另外100又揣回上衣口袋。然后他就泰然安坐，直到我请他吃了晚饭之后才离开。其间他说过一句话，我至今没忘——看透别讲透，都是好朋友。我心里一凛，想起曾在某人面前鄙夷过蒋的为人。看来，因为我早已把话挑明，所以他就干脆把小人做到底了。
所以说，债务兑现与否，不在于数额大小，关键还在于人格。比起那些豪爽侠气敢做敢当的男人来，我前面提到的这些男人（当然蒋除外，他是名符其实的无赖）的确是“小”了些。他们之所以会那样，很大程度上其实还是因为一个“穷”字啊！如果是现在，他们也许就不会因为一点点钱而人格扫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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