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绅士教授的绅士教育

作者:梨涡小篆    授权级别:A    编辑推荐    2016-06-18   阅读:

  
  金岳霖,字龙荪(1895—1984),湖南长沙人。1911年,考取清华学堂高等科。1914年,毕业并考取官费留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攻商业;1917年,考取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改学政治学;1920年,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20—1921年,在乔治城大学任教;1921年底起游学了英、德、法和意等国;1926年7月,回清华大学任教,创立哲学系。
  提起金岳霖,当下的无数文艺青年,耳熟能详的是他与民国才女林徽因的一段情场纠葛,金亦因此被戏称为“中国备胎教父”。然而,对于他的文化贡献、为人品德和思想精华,当世之人却知之甚少。一旦改变这种“才子佳人”式的浅层次审美目光,悉心探究金岳霖的学术成就和教育思想,才会发现他真正的价值。
  学“万人敌”
  金岳霖1895年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官宦之家。其父金珍,早年曾投身洋务运动,追随张之洞、盛宣怀创办洋务,并担任过晚清的地方铁路总办和金矿总办。母亲唐淑贤,出身“礼人家”,乃是一代理学大师唐鉴之的孙女。
  金岳霖自幼年时代就博闻强记,显示出高人一等的天分。他六岁上私立学堂,留下了在睡梦中背诵《四书》的佳话;12岁进入美国教会学校读中学,提早完成学业;16岁考取北京清华学堂;19岁以官费留学美国。他22岁得到商学学士学位,一年后再获政治学硕士学位,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之时,也不过25岁。
  金岳霖早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商学,对于能带来巨大现实利益、让人趋之若鹜的工商管理类专业,他却视作“簿计小技”,称:“俺长长七尺之躯,何必学此雕虫之策。昔项羽之不学剑,盖剑乃一人敌,不足学也。”是故他在学业完成之后,考取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潜心研究他眼里“万人敌”的大学问。
  金岳霖无意于仕途之路,却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及民主进程怀着巨大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他曾经设想,“若有一部分不被政府利用的优秀分子或团体,费个几十年的功夫,独立地去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至于无望……”金岳霖血脉里流淌的是天真、率性且过于理想化的因子,然而,游学欧美的阅历,以及对学识的通达,让他机敏地察觉到真实的政治与学术方面的巨大差异,从而渐渐放弃了这种宏伟又注定幻灭的个人抱负,转而专注于学术与教育。
  绅士教授
  1921年,金岳霖去了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听课的过程中,他被罗素的《数学原理》和休谟的《人性论》深深吸引。尤其是休谟的怀疑主义和知识论,使得金岳霖专心走上了哲学研究的道路。在英国剑桥大学,金岳霖聆教于罗素与穆尔两位哲学大师。他从读罗素的书中接触到逻辑,并极为欣赏分析哲学与分析哲学所使用的逻辑工具。到了1931年,他辗转回到美国学习逻辑学。这一切的经历,都为他日后潜心科研、创新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5年,金岳霖学成归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任教。由于逻辑思维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并不占重要地位,有些学生起初并不喜爱这门枯燥难懂的课程。巴金的夫人陈蕴珍(萧珊)曾是金岳霖的学生,她问金先生为什么要去搞逻辑?言下之意是逻辑学让人苦闷,难有兴趣,金岳霖则干脆利落地回答:“我觉得它很好玩。”
  尽管如此,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凡金岳霖主讲逻辑学,前去听课的人除了哲学系的学生,外系的学生也纷纷加盟。他们总将偌大的教室塞得座无虚席——这跟金岳霖的渊博学识相关,也得益于他幽默风趣、充满个性的教学风格。
  金岳霖进课堂,经常不拿课本和讲义,只带着一支粉笔。他讲课讲得兴起,有时会在讲台上走来走去,有时就坐在教桌上面对学生侃侃而谈。然而一堂课讲完,黑板上鲜见板书。他不喜欢让学生通过用囫囵吞枣、死记硬背的方式去学习。而是爱用讲故事的方式让学生们了解到逻辑学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怎么样怎么样的情况属于合乎逻辑,什么样什么样的情况又属于自相矛盾。他曾借河南地方戏为例,讲述唱词中的不合逻辑之处。戏中一名大将为赴潼关,在原地转了几个圈子,嘴里念念有词:“此地已是潼关,到此已是潼关,这是什么地方?待我下马看看,唉呀!上面有三个大字:潼关。”金岳霖借此分析道:大将既然口出“此地已是潼关”,却又不知“这是什么地方”,“潼关”明明是两个字,怎么在大将嘴中成为了“三个大字”?这个情况就属于不合逻辑。金岳霖将教学案例讲得生动有趣,学生们无不听得津津有味。
  金岳霖对学生提问,既不按照名单,也不根据成绩好坏,而是“分门别类”地选择回答者。他有段时间曾专门向身穿红衣服的女学生提问,导致联大的女生们在蓝阴丹士林的旗袍外罩件红毛衣的穿法一度流行成风。
  金岳霖也会在课堂上跟学生开开无伤大雅的玩笑。在西南联大,有个学生叫林国达,提出了一个逻辑无误却又意思不对的问题,想刁难金先生。金岳霖则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问道:“Mr.Lin-guodaisperpendiculartothe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在逻辑角度并无语病然而又不知所云,面对金先生的反问,林国达自然无话可说。
  除了“极道鲜师”般的教学特色(《极道鲜师》是一部日本电视剧,里面的老师比较“麻辣”,让人觉得新奇另类),金岳霖的个人形象,也与那些蓄着四角平头、一身长袍马褂的学者教授区别颇多,堪称是“潮男”一枚。金岳霖出门经常是持手杖,戴墨镜,西装革履,腰板笔挺。他的皮鞋油光可鉴,鲜见灰尘。若是夏天则会穿西式短裤,还要像西欧绅士一样配上长筒袜。由于视力不佳且畏光,出门要戴鸭舌帽来保护眼睛,他会在每一学年开始,对着新生们作出解释:“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
  绅士教育
  多年后,曾与金岳霖在清华大学共事的冯友兰回忆这位老朋友时说道:“金先生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是“越名教而任自然”,金岳霖的性情流露,更多源于他在国外所接触到的自由主义教育价值观,包括绅士教育的理念。
  金岳霖早年留学英美,又在欧洲各国游学近十年,他深受西方现代文明的洗礼,非常反感中国传统的老式教育,对于封建社会灌输的“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类理念深恶痛绝。
  在金岳霖眼里,中国若要建设和培育现代文明,需要的不是一群死读书的人肉机器,而是具有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的现代公民。而中国早期高等教育的创办理念,具有很强的国家功利主义色彩。那些高校举办者,多是旧学出身的绅商和知识分子,侧重于为富国强兵而培养专业人才或通才。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和对大学教育的干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的价值观逐渐高涨。尤其到了1930年代日军全面侵华时期,教育界内部经常围绕为如何制定新的“战时教育方针”而展开论战。其是最主流的意见是认为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不但学科要调整,变为以军事课为主,如“化学师生可从事军用品制造”。此外,主流意见认为,教育对象也要调整,须“以民众为对象”,“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
  然而,金岳霖对此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于1943—1944年访美期间,在芝加哥大学发表了题为《当代中国的教育》的演讲。针对抗战时期中国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金岳霖精辟地阐述了教育的内在目的和教育改革的基本思路。金岳霖认为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技能,让学生得以掌握一技之长,其内在目的是培育有健全人格的人才和实现人类优秀文化的传承,是为了“鼓励青年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选择,使他们能够明确地说出自己的价值观念是什么,并确信自己无愧于天地”。这既是他本人读书治学的感悟,也是遍观中外社会弊端之后开出的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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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往期编辑   平平: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提起金大师,我等世俗凡人,先想到的总是这句,跟林才女息息相关的情感。细细看了这篇,方长见识,本就高大的大师形象愈发高大。有德性、有学问、有能力、有礼貌,有情商,具有上层社会所理解的身体健康、进退得宜,具有纯洁情操、高尚道德和判断能力,通达世故、善于处理实际事务的社会活动家,如此高人,在传奇人生中,让人尤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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