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七个年头了，墓地就在这个城市的山脚下。有时候，我会上到单位大楼的天台上，遥望那处被高楼遮断的地方，记忆里的片段便一点点的拼接起来，仿佛只是昨天的事情。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候。父亲只身一人从甘肃来到了包头，从饿殍遍野的一个苦地方来到了另一个饿不死人的穷地方。那时的村子很小，只有十几家老户，不多的耕地周边都是荒野。父亲借住在一间低矮破旧、四面透风的土胚房里，后来又把奶奶和母亲接了过来，在这里安了家。
　　父亲上面五代单传，传到了爷爷手里的时候，家里已经积累了不少田产，是老家村里数一数二的富户。父亲的少年时代是悠闲的，他读完了私塾，写的一手很好的毛笔字，在那个文盲遍地的年代算的上凤毛麟角。解放后，父亲很明智地把那些借据都送还了原主，在后来的运动中没有被划为地主，躲过了一劫。后来，父亲在乡里的供销社当上了采购员，走南闯北经常出差，去过西安、上海等一些大城市，这是他年轻时候最意气风发的一段时光。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一台很大的黄色木框收音机，那是村里最高档的一件家电，便是父亲年轻时从上海买的，用了很多年。
　　母亲来的时候正是寒冬。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的冬天格外寒冷，冻的揪心，冷的要命，那还是日子已经好过的时候。听母亲讲，当时她和父亲、奶奶挤在那间小土房里，屋里墙上到处挂着冰，土墙冻的铁硬，水缸一夜就变成了一个大冰坨。柴火很难捡拾到，只有两床破被褥，有多少次她都感觉早晨不会醒来了。同样难受的还有饥饿。一些捡来的菜叶、菜梗加上一丁点没脱皮的粗麦，一家人就这样挺了下来。
　　父亲、母亲开始参加农业社的集体劳动，按天记工分。由于言语不通，经常吃亏。谈起这些的时候，父亲却从不抱怨，总是宽厚地笑笑。那时候不断有山西、山东、河南等外地人逃饥荒、投亲友来到村里。村子慢慢变大，开荒辟地是生产队主要的工作，很苦很累。父亲、母亲一边干着队里的活，一边修缮土房，谋做自己的生计。冬天农闲的时候，父母便用家里的缝纫机给村里人做衣服，手巧的母亲帮人理发，父亲帮别人写过年的对联，结下了很好的人缘。
　　父亲有文化、阅历广，很会处理外面的事情，队里经常派他带着社员去给工厂干活，搞一些副业，挣一些公用。父亲为人厚道，待人诚恳，人们很愿意和他共事，在这里慢慢地站稳了脚跟。
　　我记事的时候，家里的光景已经变得很好。六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小。家里盖起了一排崭新的的青砖大瓦房，高大的院墙，整洁的大院。一时成了周边十里八村瞩目的焦点，连乡里的干部也跑来参观。在乡亲们眼里，父亲成了一个神通广大的能人。这个名声传的很远，也是父亲的自豪。一个无依无靠的外乡人，言语不通，人生地不熟，十几年来硬是靠着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头脑创立了一大片家业。
　　父亲在院子里种了韭菜，茄子，西红柿，黄瓜、西葫芦之类的蔬菜，还在水渠旁种了好多红的、黄的、粉色的花儿，童年的我们便拥有了很多美味和缤纷的乐趣。可惜十年前，这院房子也被拆迁了，变成了冒着白烟的厂房。这会想起来，依然那样亲切，近在眼前。
　　每天，父亲起到很早，先用一把大扫帚把院子打扫干净，然后才出地干活，母亲则忙着侍弄着鸡、狗、猪、马这些长嘴的牲灵。农忙的时候，父亲的身影便在微暿的晨光里，毒辣的日头里，明亮的月光里匆匆走了出去，缓缓走了回来。
　　我上小学的那年，母亲得了一场大病。父亲经常驾着家里的那辆马车拉着母亲去乡里，去市里，去那些很远的地方看病，村里的赤脚医生成了我最常见的人。母亲整天有气无力地躺在炕上，眼角总是挂着厚厚的泪脓，忧愁地望着父亲那忙碌的身影。家里大些的牲口一头一头的卖了，一个冬天家里都没有闻到过肉味。父亲从不抱怨什么，也从没看见他哭过，只是烟抽的很凶。偶然一次，我看见他一个人坐在房后的空地里，望着远处怔怔出神。
　　母亲的病好了没几年，我大哥做生意赔了钱。那时候大哥二十多岁，已经结婚有了孩子，按照农村的习惯已经分家另过了。那些脸色难看的债主隔三差五便上门来讨要，有的一坐多半天，有的则是很凶恶的样子。那次，一个满脸横肉、五大三粗的壮汉揪着我哥的衣领，手里抄起我家的算盘在墙上砸的粉碎。母亲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父亲拉住那人一个劲地说好话。
　　父亲承担了所有的债务，一辈子都没求过人的他东凑西借，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掉了，他自己连烟也戒掉了。苦了两三年，一家人终于还清了所有债务。那一年的大年三十，父亲格外高兴，给他的小儿子、小孙子买了新衣服，而他自己从里到外没有一件是新的。
　　父亲老了，头发白了，背也驼了，黑红的脸膛布满了刀刻般的皱纹。他佝偻着腰，每天依然在田里忙碌着。那一件磨渍的变了色的半袖衬衫，瘦骨嶙嶙的双臂，湿漉漉肩背在烈日下冒着丝丝热气。那一天，我从警校回来，一身整齐威武的警服。他在村口看见了，他的儿子向他走来了。我把带着金色国徽的大檐帽戴在了他头上，他第一次那么开心的笑了，笑了，笑了。
　　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儿孙满堂。这样的幸福没有持续多久，父亲就查出了癌症。其实，他早就不舒服了，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病了。住院的日子，虽然我们一直瞒着他，但他似乎已经判断出了情况，坚持要回家。他一辈子都不愿意拖累别人，包括自己的儿女。我问过医生，查过资料，这种病疼起来根本难以忍受，但他总是咬着牙一声不吭，只在没人的时候会发出微弱的呻吟。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依然没有留住他，父亲在一个寒冷的早晨离开了我们，走的很从容，很安详。收拾遗物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几截竹筷，布满牙痕的竹筷，带着黑色血渍的竹筷，深深扎进我的心里。
　　七年了，我们当年植在墓地的几颗小松树活了下来，在杂石遍地的山脚下顽强地生长。每当我懒惰颓废的时候，那个故院里匆匆走去、缓缓走回的身影，那件掉色的半袖衬衫下瘦骨嶙嶙的双臂，以及那头戴大檐帽的幸福微笑的脸庞……都在不断提醒着我，守望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