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
　　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
　　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
　　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
　　夏完淳这首《别云间》，可以说是南明少年才子中的顶尖之作，这个自称“江左少年”，曾经让大明的重臣满清的新贵洪承畴颜面扫尽。却也正是这个少年，对史阁部有异于世人的评价：
　　史道邻清操有余而才变不足，马瑶草守己狼籍，不脱豪迈之气；用兵将略非道邻所长，瑶草亦非令仆之才……
　　虽然是他的书生之谈，十七岁的孩子也不能够真正知道官场的蹊跷，但是将素以忠臣英雄而论的史公和南明的权奸马士英相比，还得出这样结论不能不让人反思。说实话几十万大军一触即溃，史公的军事才能值得推敲，扬州十屠，几十万的性命，史公的民族英雄还是带上了血腥。决非质疑史公的气节，对于史公我始终是抱以极大的崇敬之心，一介书生在国难之际，督师抗敌，这样的忠勇之举早不是习惯中的忠君了，失败也并非简单的军事才能不济这点，政治的玩意不是我们常人可以想象明白的。只是史公为忠烈付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扬州的百姓也实在死的有些窝囊。
　　其实史公也不需那样的麻烦，只要他拔剑天戈，一马在前痛快地与女真骑兵拼个生死，几十万的将士，以十挡一，以百敌一，而不是在想如何城破后尽忠的事情，写那语词考究的六份遗书，或许扬州也就不会有毁灭的一天了。其实我们在史公的回信中，还是能够看出他的意图，并且能够预见到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
　　“今逆成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奋。”
　　这种“攘外必先安内”，把处于劣势中的李自成军队当作主要敌人，而对满清的侵略军当成同盟军的思想，甚至幻想“联清抗李”，实在是对形势的错误估计，甚至是说是一个致命的战略错误。
　　（三）
　　白寿彝先生在《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中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对于老先生们来说也算得上是翻案的言论了：“史可法，有人颂扬过他，认为他简直不得了。但是我看史可法不一定是民族英雄，史可法做了什么事情？他没做什么，又不会打仗，只是后来不屈而死。不屈，是不是就一定叫做民族英雄？象这样的人是否一定要作为民族英雄来写？我们过去讲民族英雄，常常是从道德标准出发的，而且往往一讲到民族英雄，总是在民族斗争中出现的，尤其是在斗争中牺牲的人。我看，是不是不要局限于这个方面，把范围放开一些不好吗？”
　　白寿彝先生的话还是很中肯的，对于这位当代史家，他的独特视角是有别于其他无产阶级史家的，换句话说，他的立足点比较少的带有阶级观点，更接近于一种史官所必须具备的中立的态度。白寿彝先生在写这段涉及史公的话时，可能在他脑海里出现了很多书生领军的人物，北宋的那个镇守边关的范仲淹，还有那个大唐玄宗朝独守孤城，挽救国家于危难中的张巡。
　　大唐帝国到了玄宗后期，由于年老的李隆基沉溺于“爱情”的浪漫中，数十年苦心经营的歌舞升平的局面忽然间被打破。为玄宗宠信的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借诛宰相杨国忠专权为借口，反戈唐营，领了几十万的反叛大军，直杀长安城。一时间狼烟四起，朝野哗然，帝国的大厦倾覆在即。
　　在此国难危急存亡之秋，进士出身的张巡独守睢阳孤城，以区区几千疲惫将士，应对十倍的叛乱之军。在无援寡助，缺粮少食的艰难环境中，使尽了三十六计，七十二策，力保睢阳不失。虽终因无兵无粮无助而失城丧生，但从天宝十四年到二年，漫长的四年间，保障了李唐王朝的经济命脉，使得江南的资源能够源源不断而来，为最后扫平叛乱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
　　张巡一介文弱，由书生执剑而弃笔，然每次与寇交锋，“怒发而冲冠，目裂而齿碎”。有如此的主帅，自然有勇猛的将士，四百余战，斩寇十万。而清兵入关，不过区区十万之骑。
　　放下这个话题，还是回到顺治二年的六月。势如破竹的满清八旗军在扬州屠杀了十天后，终于大军压向江阴城。其实这时的江阴已经算是满清的地方了，扬州城破之后，江南的锦绣河山在片刻之间便改了姓氏。顺治二年的六月，清廷派到江阴的知县方亨到任了，他到任的第一件事情就立刻发布告示，限军民三日内剃发，否则格杀毋论。在他看来国已亡，还有谁会去留恋那几根头发，这百姓不过是要吃个饱饭，穿个温暖，至多还要个女人搂在怀里，找个巫山云雨的乐事。却不想他以为的平常之变，在江阴的地面上引发了南明史上最为壮观的抗清斗争。
　　江阴在江南素有强悍之名，所谓“江阴强盗无锡贼”，说的就是这地域的性格。一发之变牵动了不足十万人口的城市，方亨没有预料自己的强硬态度，遭到义民的反驳：你身为中国进士，头戴纱帽，身穿圆领，来做鞑靼知县，不知道羞耻吗？恼羞成怒也就是方亨的作为，他连夜书信于上司，要求派兵镇压。方亨的书信不巧被地方义民所截获，面对这样的父母官，江阴的百姓怎么不愤恨。此时的江南毕竟还依恋在南明的汉家皇朝中，亡国对他们来说还是不能够接受的现实。民心一旦齐聚，这样的力量实在是可怕。区区几万的百姓，对垒二十四万的军队，其中还不乏号称骁勇善战的八旗子弟兵，其结果谁都能够预料。扬州十万官军仅一天便败亡，这数万百姓又能够有几个时辰。让史公多少有些汗颜的是这个小城的小小卸职典吏阎应元。这位名不见史传的阎典吏，带着那些百姓和满清强盗苦苦恶战了二月有余，在对垒的实战中，这个既没有进士文凭，也没有一品官爵职称的无名典吏，却使出了十八般的武艺，活用了三十六条计谋，打死了三个享有王之勋爵的人物，杀死了十八个上将军，毙杀的清兵更是高达七万五千余人，让清军浑身缟素，满头白孝。即便是城破之后，巷战之中还砍杀清兵九千余人。
　　“自古有降将军，无降典史。”阎应元的话真的可以羞煞头带紫金盔身穿紫金甲的将军，史公在泉中是不是也会为他的遗书而叹息。满清的史官终没有勇气记录下这段泣鬼神的历史，倒是一个叫邵长蘅的失意文人，写了篇《阎典吏记》的文章，让后人还能够知道曾经发生在江阴地面上的惊天之举，当然江阴城中仅存的五十三位幸存者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四）
　　张养浩在《潼关怀古》中唱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位散曲大家，如果按明儒的观点，他毕竟是在蒙古人手里，要了顶乌纱帽的。与文天祥一比，这曲也该有媚俗的骨子，就和那个赵孟頫的字画一般，是有媚骨在其内的。只是通晓古今的明儒们没有告诉他的后人，大漠之师初出草原，所到之地一概杀戮，忽必烈对于“敌人”向来不留一个活口，所谓灭种也就是他了。如果没有被汉化的耶律楚材，还有那个终南山的道士丘处机的劝告，蒙古大兵来到中原，那后果不可想象。而明儒们真正不能够明白的，愚忠不能够让江山万代千秋，文人的心计在国难之时，也就是一篇华丽的文章，数语豪迈之词，面对暴虐的强盗是一点用也没有的。
　　天下兴亡，最苦的还是百姓。这样感叹到真的没有一点做作的，与其在兴亡的时候让百姓流血，不如在国家太平的时间里，多为百姓思考些，与其在国难时候想着自己的千秋清名，还不如直接杀几个敌人来的更壮烈些。
　　撕开这层遮掩后，回头一看，吓出一身冷汗来。几曾何时我们思维的深处，已经烙上了某种习惯的评判标准，秉承了某个阶级的喜好，而忽略了最为重要的历史背景，丧失了历史最根本的冷静和中立。世人喜欢崇拜，有时候连同自己的思想也一并丢去，光顾膜拜而不去看一眼那年那月，没有去瞥一眼百姓的血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