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余秋雨，我没有什么可多说的。1995年读过他的《文明的碎片》(大约是集中了《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这两部书的得意之作吧)，现在回想起来，当算是学者中的作家，作家中的学者，散文虽未必当代第一，开一代文风之功还是有的。
　　我没看过那些挑毛病的文章，但我觉得，作为文学作品，哪怕是论述历史文化的专题文章，也应与论文区分开来，过于吹毛求疵不是真正评论家应该做的事。要说纰漏、缺陷甚至硬伤，金庸更甚于余，但为何金庸没有成为众矢之的？
　　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余秋雨成为中国人民展示道德高标的台阶了。过去没人爆料时，人们抓住不放的是余秋雨的文法或知识错误，现在有了各种看起来很“鼓舞人心”的猛料，攻击他的文章自然就成了副业。
　　攻击余秋雨的文章毕竟是个笨办法，因为一般人很难独立完成对他文章真正意义上的批评，若非人云亦云，就只有乱贬一通，这二途，前者嚼剩饭，没营养，后者贻笑大方，自不待说。因而稍微有点自知之明的“评论家”们，多半看准时机，及时改弦更张，投入到更具民众性的道德评判上去，这也是人际交往中最能体现国人传统智慧的现象。
　　余秋雨有没有诈捐，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也不是很关心。诈捐了，也只是吹了个大牛。但捐赠途径五花八门，未必每一笔捐赠都是现金，未必每一次捐助都能一步到位，也未必每一种捐赠方式都会有收据。所以我认为，是否诈捐只能算是存疑，至于他愿不愿回答，那是他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拒绝回答的权利。
　　退一步说，余秋雨就算诈捐，封顶评价也只是德行有亏，尚未触及法律底线。适当谴责是可以的，但一直穷追不舍，一定要像太祖那样“经济上封锁，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我就不能不惊诧于这个群体的戾气与怨毒了。这年头奸淫掳掠、私吞公款、杀人越货等绝对恶行多如牛毛，跟人们的身家性命关联更其紧密，也没怎么看见过全民性的攻击和讨伐。
　　多年前看一小说，有一国营饭店女经理，一个寒冷的冬夜正津津有味地收看电视剧《红楼梦》，外面一落难女子哀求借住一晚，该经理可以为林黛玉的遭遇泪流满面，却对门外无告的落难女视若不见，结果，当晚落难女便被歹徒奸杀了。
　　如果说那位在艺术与生活中实行了不同标准的道德取向的女经理的铁石心肠是针对他人的话，那么在捐款门中就体现出一种很奇怪的，与“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传统为人准则完全背道而驰的现象，即对真正与自己的实际利益相关的事物漠不关心，一反常态地关注起尚停留在精神层面的道德问题来了。莫非国人素质也如股票涨跌一般直上直下？
　　对于我们这个至今仍有不少人尚未脱贫，绝大多数刚刚解决温饱的国家来说，贫富两极分化极其严重，物资占有的多寡，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不平等的道德享有权。举个例说，一个西装革履的人进入星级宾馆或超市，服务员和门卫的表现绝对达标——最起码满足了微笑服务的要求，而一个衣衫不整的人进入同样场所，受到冷眼相待甚至粗暴哄赶大抵是免不了的。为什么同样是人，遭遇会如此迥然呢？这就得牵扯出“穷则思盗”这句俗语。在上流社会眼里，甚至在同样是穷人的阶级里，人们对富有者往往不作防范，因为这没必要嘛，而一个穷人，衣不蔽体，上顿不接下顿，他要想活下去，甚至体面地活下去，多半会作出偷鸡摸狗的营生来。
　　于是，道德的享有权被人为地划分开来，富人所拥有的，不但是丰富的物质生活和一部分政治权利，还拥有一定程度的道德豁免权，而穷人则是这个盗匪横行的时代所有犯罪行为的嫌疑犯。因而，占全国大部分比例的穷人为了给人一种可靠的印象，在平日里总是做出一副孙子状，以免祸事不定哪天降临自己头上。
　　从政治角度上看，中国老百姓的确是世界上少有的乖孩子，然而谁要是认为乖孩子就等于纯粹任人摆布的玩偶，那他绝对会吃大亏的。失去了话语权的大众不等于不会说话和不愿说话，失去了道德享有权的平民不等于真把自己看成了素质低下的刁民和痞子。相反，越是稀缺的东西，人们对它的渴望越是强烈。于是就有了网络时代林林总总的全民审判。
　　总有人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太缺少敢说真话的人了。我不认同这个观点。现在这个时代，即使是在网上，所谓的网管网警，真正管到了的，只有字词的控制，连句子都不能控制，更别说内容和含义了，因而不管是黄色的、人身攻击的、反党反社会的帖子，百度上都能大把大把地搜索出来。既然这些帖子都敢公然发布，那么说句真话又有何难？怕只怕是谁都有胆量上去充当大侠，却没几个愿意说真话，或者真够真了，却未必善且美——应该说，想跟女明星睡觉也是真话吧。
　　一种权利的丧失，必然引起这个阶层的强烈不满，这种怨气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找到一个缺口，将会泄洪般爆发出来。什么渠道是最好的？无疑是可以畅快淋漓地宣泄，既有人倾听又有人附和，还极少会担风险的网络。而余秋雨，就正好撞上了这样一群道德饿殍。
　　道德饿殍的特征是，即使自己生活中遭到再大的冤屈而不敢声张，也要在公共事件中积极介入，以体现自己长期不能伸展的正义感和大无畏精神。说起来这也算是一种起义，精神层面的起义，目标可以因人而异，但更多的是被大众认同的某一方面的假想敌对分子。
　　我用到饿殍这个词，绝无讥讽之意，是指状态而言，因而道德饿殍的产生，以及他们的言行，也不能简单地用对错来衡量。没有这些饿殍，赃官与奸商就能够依靠自己所掌握的行政权力和人民赋予的道德权力逃脱惩罚。然而正如历史上的起义都是以暴力方式推行的，必然会带来极大的混乱，包括政治稳定、社会治安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整体来说，道德饿殍们的知识储备相对欠缺，人生价值观有时极为偏颇。诗歌饿殍的介入，使得诗坛无比混乱，审美标准全然无用，道德饿殍的介入，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一个公共人物和事件当中，民众参与的积极性非常高，用易中天的话说，人人都在玩道德飙车。不管大事小事公事私事，每个人都会迅速抢占道德制高点，把该事件尽力放大至涉及其余，以道德的名义在各个层面和程度进行激烈争吵和辱骂。
　　相对于纯文化领域，道德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素质，也是平时生活与交往中都可以感知的，所以绝大多数人可以认为自己没有文化，却绝不会承认自己不懂道理，缺乏道德。
　　但正是这样一种基于对司空见惯的物事的极端自信，使得这种大众审判充满了变数和危险。各种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性格的人，共同组成这么一个圈子，很难说他们的目的都是一致的，认识都是相同的，尤其是在饱受质疑的媒体及个别道德同样没有保障的人的蛊惑下，这种一窝蜂的行为，更像是一种盲从。因而，这次捐款门，如果说是正与邪的较量，诚实对虚妄的审判，勿宁说是一场道德脱困的全民性狂欢。不管余秋雨是否诈捐，中国人需要这样一个道德的平台或者说是爆破口，捐款门，就是这样一条突破封锁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