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省高考中，使用近体诗、古体诗甚至是骈文、辞赋等传统文体来作文的渐有泛滥之象，用我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文化虚无主义盛行之余的复辟现象，正像一个农村人进城打工，想要改善原本贫困的生活，但因无知无识，且无一技之长，在城里混不下去，于是认为城里不宜于谋生，不及乡下物产丰富，遍地宝藏。
　　　去年的湖北高考满分作文《站在黄花岗陵园的门口》，一度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在阅卷老师、湖北省各级教育官员的眼中，这篇作文“形式和内容表现上都堪称一流”，在人云亦云的网民眼中，这篇作文代表了中国文学的高度和希望。事实上呢？这是一篇很差的作文，作者连古风体诗歌起码的转韵都不懂得，连写作旧体诗词应有的语感都不具备，用改装自毛泽东和李贺名句的半生不熟的句子，夹杂着自己的大白话，扩音喇叭似的高唱着来自于党报的观点。这样的作文，莫说满分，连及格的标准都不具备，而当下各地的教师们似乎统一接受了什么上级指示似的，一见到以这种形式出现的作文，立即跟打了鸡血针般激动不已，一点也不吝啬自己那点廉价的赞美。
　　　对于这种现象我一直有种“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的疑问，直到今天参加了一个诗词楹联学会理事扩大会才恍然大悟。在这个会上，学会与学校互动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各地学会负责人或学校领导介绍，在当地，“诗词进校园”的活动都开展得如火如荼，每个学期都要举行次数不菲的改稿、联谊、讲座、竞赛等活动，黑板报、相关校刊也办得有声有色。在校方不实的情况汇报中，诗词写作甚至能推动学生各科成绩的全面发展和进步。果如其然吗？恐怕未必，即使不说过去在无指导无组织状态下进行私人写作的情况，就从这几年诗词进校园以来的普遍现象看，诗词进入学生写作范畴，对学生文学上的全面修养都远未达到，更别提数理化外这些毫无关系的科目了，多数爱好诗词（文学）的学生，都有着较为严重的偏科现象，一上考场，常常是语文甚至仅是作文一骑绝尘，而其他科目却极不配合地毁掉了鲤鱼跳龙门的宏大抱负。上面提到的满分作文作者，就是其中一个著名的典型。
　　　
　　　我对于这些学生能不能上大学一点也不关心，在我看来，在中国上学，就是花大量金钱、费大量时间、付出大量耐力，看自己如何变傻的一个漫长过程。我关心的是诗词与文学的关系。
　　　诗词楹联学会的人绝大多数都不认识我，也不认识区内甚至国内的文学名家（我指的是新诗、小说、散文等文体的名家），从与他们的交谈中，我深刻地重复了自己已有的印象：诗词跟其他文学样式，诗词界与文学界，已经疏远到像是完全不搭界的两个行业。这个现象使我感到，在我们这个共同的空间里，出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段，两个时段各自满足与完整，绝无交叉与重合，以至于我身在会中，竟有了一种时空错乱的恍惚感。
　　　作为先验与导师，学会的成员既然乃不知有文，无论小说，深受他们言传身教的学生，也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我对于诗词作者并不良好的印象，正是来自于数年间与这些年轻作者的交往。
　　　或许由于百家争鸣与李杜苏辛的过于强大，当然更可能是由于我国闭关锁国的时间太长，执着于传统文化的中国学人，往往过于沉醉于中央帝国的煌煌大梦中，对于一切外来的、新鲜的东西，他们想也不想就本能地拒绝和排斥了。在他们眼中，一切游离于自己体系之外的文化，都是粗制滥造的蛮夷文化，没有丝毫值得学习、借鉴，甚至是交流的必要。基于此种文化心理，他们食古不化，在文学主张和理念上完全跟不上时代。他们狂妄地宣称，散文只是把能够一句说完的话口水滴答地无限拉长，小说只是再现人生喜怒哀乐的重复劳动，现代诗只是三流散文的不断回车，总而言之，现代文学没有丝毫价值，根本不配称为文学。当然，对于现代文学的发源地——西方文学，他们同样非常地鄙视，他们坚决认定，外国根本没有什么文学，莎士比亚、但丁、歌德、托尔斯泰来到中国，顶多就是个二流水平。对于中国文化的过分迷信或溺爱，使得有些人甚至连中国足球技不如人的事实都死不承认。
　　　与传统文学践行者的交流无疑是一件非常滑稽也可能会很痛苦的过程，特别是那些在释老之途上走得太远的人，似乎无一例外地会踏入一个文化虚无主义的沼泽，他不喜欢你争论，只允许你接受，认为你说什么都在他洞悉宇宙浩渺人心幽微的意料之中，任何文化现象、精神现象，只要一个既空且大、玄之又玄的概念一套，一切言说都成了废话。
　　　
　　　其实我并不排斥古诗，从两、三岁识字伊始我就对李杜充满敬意，直到现在也许还有将来，我仍然会把他们当成我们民族精神的脊梁、文化的顶峰。然而身为从来缺乏自身内在推动力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旧体诗，也同样面临着在改朝换代中退居后台的命运。此为何故？是因为作为中国历代教学中的一项基本内容，旧体诗已经有了相对固定的表情达意模式，它的各种格律、结构、手法和喻体，早在数百甚至上千年前已经定型。我们如今感慨古代读书人都能吟诗作赋，这并不是一件多么可喜的事，反而体现出旧体诗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已经走到了与受众毫无审美隔阂、逐渐沦为大众娱乐方式的悬崖尽头。
　　　近体诗至唐为盛，词至宋而兴，其间产生了多少世界级的巨匠？然而到了元代，却通通得给折子戏让路。这种现象充分证明了传统文化缺少发展变化，到达一定程度终将难以为继的惰性。试想一下，从诗经到楚辞，从古诗十九首到唐代律绝，从长短句到元曲，除了一些很表面的形制上的变化外，在根本性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表现技巧上面，两千多年里，中国诗歌改变了多少？
　　　连在同为农业社会的封建时代中，都不得不时常更新写作形式以保持文学的鲜活，我们怎能期待古诗词能够担负起表现从思维方式到社会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工业时代的重任呢？
　　　即使抛开文学创作与欣赏在时代变迁中的位置与境况，中国旧体诗词与西方诗歌或现代诗相比，也并无多大优势。许多人爱说古文古诗美，我承认它的美固然美到了极致，但这种美更多的是体现在文字的艺术上，包括平仄、韵脚等音乐范围内的格律规则，以及对仗、拗救等游戏范围内的文字技巧；然而诗词技法的运用简单而缺乏变化，思想内容也显单薄与清浅，无论是喻体与本体的关系、文字运用中的所指与能指，在解读过程中都有着太强的、有迹可循的规律性；特别是对于内宇宙、潜意识等深层心理与精神状态的挖掘，更是力有所逮，在这方面甚至不如朦胧诗之后的中国现代诗，当然也更难以望艾略特等西方现代派大师的项背了。
　　　
　　　有人认为，托尔斯泰、马克吐温等人未能位列诺奖名单，并不是一件不可接受的事情。因为首先他们主要创作活动集中在十九世纪，诺奖颁发的世纪，已经不再是他们的时代了，这种更迭，不仅是时间上的辞旧迎新，更是文学创作格局上的推陈出新。与此相对照，近来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作家获奖，就有点给人奖不其时的感慨了。再据此推下去，李白杜甫即便穿越到本世纪来，他们的作品一定不会再有当时洛阳纸贵的殊荣。所以他们还是留在自己的时代，以供后人研究与景仰才是唯一的出路。
　　　我曾跟一位诗词界的前辈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诗词至唐宋已经写尽，现代人无论如何也无法超越，他却不以为然，认为现代人可以写诗谴责美国，李白杜甫能吗？我只好哑然。
　　　他的回答虽然很具喜感，却也道出了当代旧体诗词的一个倾向，那就是积极融入政治。据我的接触与了解，当下的旧体诗词创作者，事实上是文学创作群体中遗漏下来的一个编外组成部分，从人员构成上看，主要集中在人生的两头：即青少年学生与离退休干部，这些人年龄上既不处于创作的黄金年代，悟性与灵气也多属平庸，半路出家的他们多半是在一种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心态下，玩起了这种比麻将高尚一点的游戏。在创作历程中，他们因缺乏生活的历练、文学的积淀，更缺乏思想的独立，因而写出来的作品千人一面，毫无新意。从创作的情况上看，他们也的确诗如其人，老干部们用弊脚的大白话，激扬的词句，贩卖着自己成色不足的自豪感，在对祖国、民族、历史、家乡的空洞赞美中全不顾及自己的立足点；而青少年学生似乎更注重语言的锤炼，他们往往挖空心思地拼凑着自己也不甚了了的优美字词，力图使自己的诗句具有意境与语感，但这样的努力，只让人看到了四个或八个排列整齐、看似漂亮却毫无关联的句子，所谓有句无篇，指的正是此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