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高考完，照完相，拿了毕业证我就离开了学校。对此，我二十多年都不想回忆。那一段经历，我努力过、挣扎过、苦闷过，也开心过、欣喜过、欢乐过，但这段青年时期的经历不知怎么的，我一直只想忘掉。
　　它浮在我的记忆中越来越淡薄，但就像一层雾，却始终不肯散去，它有着真正家乡的味道，但却是那么辣、那么咸，只稍微那么一回忆，就立刻把我的嗅觉充满，浸润着我，五味翻腾，其间还充满着青春的浓雾和迷烟，幻觉和梦呓，一些温情的氛围以及残酷的破碎的情境；而我只是在那连续的懵懵懂懂的生存地界，领受着寂寞和孤独，无尽的羞辱和冷落，形如一个处于困境中的乞丐，每当我把我苍白的手伸向一个似乎有些暖意的空间，便会被立即打落，手会生疼，心也会。
　　也许我不配，也许被认为不配，或许真就是配不上这个世界那吉祥如意的喜洋洋的节日般的梦境，没有资格理喻它的乐天、它的宽宏大量、它的慈眉善目，它母亲般的恩情以及父亲似的尊贵。
　　或许，我活在这个社会上，卑微的有些滑稽可笑，无关宏旨的可以省略，甚至我的那么些个认真，都像一些零碎的，可有可无的黑色幽默；像连续的滑稽戏中面孔不断变换的丑角，不断地向别人道歉，请求别人原谅，自己真的还不够可笑，真的不够滑稽，人们应该赶快把我忘掉，让我重新再来过。我应热切地逢迎着他们，逢迎这世界，我不会说我累了，我绝不说我真的很累，身心疲惫，尽管我真的是快累死了。
　　我记得那天，我几乎是逃一样离开了学校。身体在逃，灵魂还逃的更快一些。出了校门，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那口气憋在心里仿佛有好几年那么长。我手里攥着高中毕业证书，一个难看的、红皮的、封面有印刷错误的毕业证书，我把它扭了几扭插入书包，心里颇觉痛快，但又感到有些茫然失措，觉得虽然走出了一个包围着的围墙，必然要走进显然的另一个包围着的围墙，这让我的痛快转眼之间变成了身体的抽搐。
　　好在那时年轻，有着浮在围墙上空的梦想，这使我忽然间又感到欣快起来，我想自己年轻着呢，可以慢悠悠地考虑，闲适地着想未来的一连串稀奇与古怪。我并不急于赶路，完全不往后看，讨厌的故去的记忆我在意识中想尽办法深埋，掩藏，销毁，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为此，我挣扎了很多年，最后还是无功而返；那些记忆残忍地微笑着，就像暗夜里的花，散发着迷魂般的香，又像一个历经岁月冲刷，再也望不见蛛丝马迹的古堡，忽地在深夜的某一刻，门冷不丁地打开，从里面走出一班同学，跟着几位必然是劳碌命的傲慢的老师，从一间教室的门里走出来，在下课铃声里瞧见了我。
　　我在去学校的那条烂路上走了他妈的十八年，瘟神的，一年四季，就晃荡在这条路上。一段时间是跟着神经质的高年级的走，后来走着走着，屁股后面就跟了一大帮子神采飞扬的低年级的同学，以前看高年级的同学，那男同学跟女同学几乎都不搭讪，真正是各走各的，后来，看到低年级的同学，男女都一起走了，有说有笑，毫无芥蒂似的。这些混蛋。
　　我就奇了怪了，觉得高年级同学比低年级同学羞怯的多，木讷的多，待到自己也结识了些女孩，才真正觉得那些高年级同学的木瓜样子是多么地可笑，当我真正想探寻其中的道理，结果撞到一本从我前面扔过来的社会教科书，看了看封面，我意兴阑珊地丢开了。我对这些书，只记得几个词。
　　我从不和同班甚至同年级的同学交往。顶多就是在班里闲扯扯淡，下了课，我就把头在课桌上埋下，听他们说话。现在，有时候我想到那时每天都和同学脸对着脸，就这样连续面对好几年，想到这种情景，我都有些恶心。就像我的兄弟，姐妹，相处久了，就觉得恶心，时时刻刻都恶心，虽然，不是十分强烈的恶心，而是那种漫不经心想立刻离开，不想再看到了，可偏偏不是上午要看到，就是下午必须看到，甚至晚自习的时候，还他妈活见鬼一般地再次看到，就感到一种麻木不仁的恶心，它使我厌倦、昏沉、呆滞，聪明劲变得非常稀薄，精气神荡然无存。
　　那些同学在教室里也是神情疲惫地心事重重、眼神古怪，言谈也神经兮兮的，有时还很荒唐。从他们的行为举止，你甚至可以知道他们内心深处，叽叽喳喳的信马由缰的荒诞活动，幽暗又肤浅；笨拙中带着家乡野蛮的土气，灵巧里含着街面上油腔滑调，痞里痞气的邪恶。他们一个个面无表情地念念有词、自言自语、神神叨叨；眼睛一忽儿往左边凝视，一忽儿朝右边游走；只要一个同学站了起来，要不就目不斜视，要不就远迎目送，忽然，就翻开课本专注凝神起来，因为感觉身边的眼光刺溜就盯住了自己的脑门，定定地不肯离开，做演员的总要有所表示。一些同学的身体多年来就像通了电设定好了似的，那坐立的姿态几年都没有啥变化，萎靡的常年萎靡，醒定的累月醒定，还有些像个毛猴，把那腰身扭来摆去、八面玲珑，令人烦躁不安。
　　他们身上都打着各式各样家族的印子，这些印子你不得不穷极无聊地研究个好几年。有时，他们的家人还会跑到学校门口和教室门口来，给你实地验证一下那些家族印子标记的准不准确，鼻子一致，眼神一致，就他妈走路的样子也惟妙惟肖地是祖传的一种形制，就像从历史中定制的一样。我不怀好意地对此咯咯大笑，后来就获得一个全班公认的“神经笑”的好名头。
　　就连班主任熊老师也对此外号表示跟屁虫似地认同，她单独碰见我的时候就训斥我一顿，说我“神经笑”不该这么乐天派，“这很不合理”。你应该多花点时间，管管自己的学习成绩。尼玛，嘴里连珠炮说起来就跟尼姑念道德经似的，绕着圈把那最刺激的话原封不动地说上好几遍，有时，她在上课的时候我一笑她就让我站起来，当着全班同学的阴阳怪气地面讥讽我，那时那刻，我觉得自己的脸肿的像个刚出炉的面包，感觉热气轰的一下子把自己变成个以儆效尤的名人，现眼的就像个刚登上舞台完全没啥经验的演员，慌神之中，目不能观、耳不能闻、嘴不能言，一块剥了皮的羞愧吧嗒就掉到课桌上，然后就顺着课桌的四只长腿把整个教室的地面都涂满了。下课铃响了，这些王八蛋同学，抬脚就在地面上踩来踩去。我想转学。
　　自从熊老师禁止我吃笑之后，我有一段时间情绪非常低落。有一天，我跟我同桌说，我正在练习腹笑。我同桌是个上海人，平素一脸的我大上海的表情，听我这么一说，就问：什么是腹笑？我故作神秘地说：就是顺着肠子滑溜溜地笑。上海人视野开阔，内心绵密，立刻就没有响的屁笑了起来，笑得这么稳妥、这么安静，我真得好好学学他这么具有控制力的感情表达了。
　　所有的课里，我最讨厌体育课。体育老师跟他妈的旧社会苦力似的，一身的肉，肥瘦不清。喜欢喝大酒，喝完了酒就跑到体育场来了，情不自禁的说一些醉话，有时还面孔红扑扑打个饱嗝。我们都得忍住笑，他真会动手打人的。反正他觉得不说话就不是老师，说了话就是老师，我们说了话就不是学生，是社会流氓，不说话，就是学生。他带着蔑视的眼神看着一个个骨瘦如柴的我们，身上的酒气熏着我们，偌大的嗓门操着我们，我们都很服帖、乖巧、聪明地知道怎么尽量做做样子去训练自己小道士的身体，小尼姑的身板，只要他一走开，大家就轻松地，自由散漫地聊天，或者蹲在树底下歇会儿。而我，几乎都在翘课。
　　我们的英语老师是个万众瞩目的大美人，声音好听的要死，虽然我们的英语口语水平就像非洲土人的汉语水平，但上课不是用英语讲，而是用汉语。虽然英语课很少，早读课大家用各自方言念出的英语就像万国会堂一般的热闹，但总的气氛是好的，说明英语值得学习。英语老师曼妙的身材、青春洋溢的表情、举止的朝气蓬勃，站在讲台上，总让我们浮想联翩、神思飞纵、温柔甜蜜、乡音沉醉，既像个宝莱坞热舞的剧情，又好比好莱坞致命的恋情，你总能没完没了地顺着她那清新悦耳的声音、甜蜜的微笑、伶俐的口齿，编织出牛郎织女般动人的情节，你能想象一位法国女人的浪漫精美；一位英国女士的卓约风致；一位意大利女人的迷人勇气；一位吉普赛姑娘的甜蜜忠贞；我们带着喜悦的表情欢迎她几乎是蹦着进入教室，又贪恋地目送美人儿袅娜地消失在门口。有时回眸一笑，更是不觉在人间，直飘入外乡仙境和她勾着手，柔情蜜意情分里，漫步在杨柳青青的河畔水岸，吹吹西洋风。想来，真是力比多分泌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