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里,我们仍去到东篱菊园景区,坡上梅树成林,绵延不绝。爸爸说梅花最香时,是在年末与年初之间,时值二月中旬,怕是也快落花了。我打开车窗一闻,却是香气扑鼻。这一发现令喜爱梅花的爸爸有些惊喜。他和妈妈商量要下车步行,于是把车停在一片坪坝的斜坡上。
停车时,望见前方不远处有座亭,亭中有碑,文字斑驳。爸爸犯了嘀咕,说碑后面耸起老高,有些像一个墓,把车停在这里,心里面有些不舒服。我和妈妈却一致认为爸爸忌讳这些,明摆着有迷信思想,应当批评。
泊好车之后,爸妈转身走了。我却好奇,觉着这座亭坐落的位置非常之好,背后是村郭绿野,面前是腊梅幽径。凑拢去看,果真是一座墓碑,碑上刻有“宋育仁先生之墓”字样。
我喊了一声,爸爸,这里果然是一座墓,宋育仁先生,不知道是谁。他们却早已隐入梅林深处,看不见人影了。
一转身,见墓亭旁有一农居,粉墙上写着“东山草堂”。心下猜想,此处必定是宋育仁的故居,大概还具有一定的参观价值,否则怎会安了玻璃防盗门。站在外面一目了然:小院的陈设很简单,却显然是经过修缮的。正侧三方俱是走廊,梁柱不太考究,屋檐上杂草铺陈,几间耳房内无人,黑漆漆十分安静。院中央立了宋育仁的大理石半身塑像,严肃,沧桑,又带着几许泰然之气。
早春二月,就连鸟也无声。春节里,农民似乎也停止了耕作,在家围炉烤火享受天伦之乐,这让铁将军把门的宋育仁故居更显荒僻。直觉让我认定宋育仁是一位文人,这一胡乱揣测,便想起听涛山上的从文墓来,沈先生不也是在无人关顾的荒山上安静地沉思么?难道,这就是文人的宿命?
遵照爸爸的吩咐,我把车从东山草堂前移开了。爸妈在小路上走着,我就开车缓缓跟在他俩的后面。妈妈像个孩童般欢快雀跃,爸爸在旁边也深受感染。这情形,正与刚刚的宋育仁墓形成鲜明对比:生是如此绚烂,死是那样凄凉。我在想,回头一定查查资料,宋育仁先生一定是个不简单的人物。果不其然,“宋育仁18岁考取秀才,1882年中举人,1886年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的官职。写成《说文部首注》,与经学大师廖平齐名,著有《周礼十种》等。他主张效仿欧洲君主立宪政体“君民共治”,提倡以发展民族工业来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曾出任驻英法意比公使馆参赞,回国后写成《时务论》、《采风录》。兴办巴蜀首批民族资本工、商、矿实业,创建了首批新式学校、学会、医院。创办了四川最早的报纸《渝报》,出任成都尊经书院院长期间,将《渝报》改为《蜀学报》。是四川报业第一人。戊戌政变后,他被贬京城。1914年回到四川,定居成都东郊,在现三圣乡造屋安家,自称“东山草堂”,过上了赋闲的生活。民国10年,主修《四川通志》和《富顺县志》,1931年在成都去世,终年74岁。可以这样说,没有宋育仁先生的沤心沥血,四川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大解放或许要延迟好些年,巴蜀百年之初的威武活剧,或许要失掉好多精彩。”
有人说,“宋育仁是不该被遗忘的”。然而,从东山草堂前经过,满目苍凉。若没有往来车辆,便是一派死寂。只有梅花,傲骨犹在,团团簇簇在草堂外围形成屏障。这大概是三圣乡人对宋先生的独特的祭奠方式吧:他是这片风雅境地的开创者,亦是这片暗香热土的讴歌者。他应当在花的海洋中沉睡,不应当被人打扰。
“小楼一雨作春寒,独自倚阑看。东风又绿楼前柳,一丝影,一忆华年。泥酒情怀似絮,焚香心事如烟。流光弹指记华鬘,挥手向人间。梦身犹著天花雨,认绿杨,魂往江南。觉后追寻迷路,屏风无限关山。”这天经过东山草堂,识新学巨子,品先生词作,可谓一大幸事。说与爸妈听,皆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