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的“实学观”和《劝学》对于明治时期的政府决策方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早在1872年，日本政府颁布的《学制令》，一改德川时期强调儒家道德的倾向，代以强调实用的文理学科、自我修养和个体发展。截至1875年已经开办的数千所小学，学生们不仅学习基础的读写和算术，也学习西方历史、地理和科学。
　　与此同时，日本的社会风尚与习俗迅速西化。明治天皇带头穿洋服、吃西餐；皇后则穿上体现西洋风格的无袖露背装。天皇夫妇的行为极大地引导了日本民众。
　　
　　身教胜言传的家庭教育
　　
　　在狂飙突进的全盘西化浪潮中，关于女子是否应该受教育的问题也成为坊间热议的内容。在江户时代末期，已经有藩校设立了面向7—16岁士族女子的女校，教学内容多局限于传统家业技术与才艺技能的培养。到了明治初期，随着西方女子教育思想的传入，女子学校逐渐在日本建立并发展开来。这些中学，开设了一系列旨在把学生训练成模范妻子和母亲的课程，如个人健康、儿童保健、家庭护理、烹饪制衣和举止。而对于社会问题和科学的知识修养并不重视。
　　日本男尊女卑的风气延续千百年，女子地位低下，没有财产、继承权，处处低男人一等，主流舆论还是把女性看作男性附属品，认为妇女只要履行了自己在家庭内部的义务就是尽责。福泽谕吉对此十分愤怒，他在论著《女大学评论·新女性大学》中强调：“学问教育中女子与男子亦无差异。”他批判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对女性的束缚和压迫，希望日本的女子也能拥有西方女性般的经济独立，不用仰仗丈夫。但是福泽谕吉不认为日本传统的女子教育已经过时了，他主张在日本原有的女子教育基础上，再汲取西方女子教育中的有益部分，如学习读书和教育孩子，而且指出了女子教育的前提是使女子具有责任感，能够让所收到的教育发挥作用。
　　在女子教育中，福泽谕吉特别重视女子的体育锻炼。他认为即使从养育后代、处理家务的角度出发，女子的体质和素质也是相当重要的。而对于那些反对女子体育锻炼的主张，福泽谕吉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过是“男子把女子看作玩物的证据……以为这样可能损害女子温柔优美的风姿。”他的观点对于唤醒日本民众的觉醒，日本女性地位后来的上升，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家庭教育方面，福泽谕吉崇尚“一夫一妻制”，极其鄙夷日本男人纳妾的行为。他与妻子的婚姻打破了门阀制度，共同抚育了九个孩子。福泽谕吉一家感情和睦，亲情浓郁，他认为德育的关键在于身教而不是言传——只有教育者本身是一个有德行的人，才能为孩子做出榜样，使得受教育者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一种良好的道德习惯。
　　
　　追求自由独立与应得权利
　　自1881年起，福泽谕吉的活动舞台便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以《时事新报》为宣传阵地，进行大量针对性极强的文化论述；二是致力于庆应义塾的经营，培养文化人才。他一度推辞明治政府的招聘，全力以赴从事著述翻译和教育事业。他一生的著述颇多。主要有1866年——1869年的《西洋事情》；1867年的《西洋导游》《西洋衣食住》；1868年的《穷理图解》；1869年《英国议事院谈》《洋兵明鉴》《世界史地》；1871年的《启蒙学习之文》；1872年的《童蒙教草》；1872——1876年的《劝学篇》；1873年的《簿记法》《会议辩》；1875年的《文明论概略》；1877年的《分权论》《民间经济录》；1878年的《通俗民权论》《通俗国权论》；1879年的《民情一新》《国会论》等。其中，《劝学篇》连续发行共计340万册，流传于日本全国。而当时日本的总人口才3500万左右。福泽谕吉称得上高洁傲岸的近代知识分子，一生致力于学术与政治的分化，反对为乌纱帽而折腰。
　　论及政治，福泽谕吉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亚洲各国，称国君为民之父母，称人民为臣子或赤子，称政府的工作为牧民之职，在中国有时称地方官为某州牧。这个牧字，若照饲养兽类的意思解释，便是把一州的人民当做牛马看待。”“有些人极力维持上下尊卑的名分，一意地倡导虚名，一以实施专制，毒害所及，遂成为人间社会所流行的欺诈权术。”在福泽谕吉看来，日本社会官尊民卑，官使权力的膨胀和集中，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则需要把把人民看作是国家的主人和契约的订立者，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是建立在“政府代表人民执行法律，人民相应地遵守法律”的基础上。这种“社会契约论”使得他既不依赖于政府，也不迎合于群众，高标傲岸，追求个人的自由独立与应得权利。
　　值得一提的是，福泽谕吉一生拒不为官，他的思想却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当时日本流行这样的言论“文部省在竹桥，文部卿在三田”，意思是文部省这个管理全国教育事业的机关在东京的竹桥，实际上福泽谕吉才是真正的文部大臣。可见其威望之高，影响力之大。
　　
　　被曲解的思想
　　
　　福泽谕吉早年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后来却提倡脱亚入欧，他的思想体系博大精深，以至于后世之人对其多有误解，以为要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一切领域脱离“亚细亚”。
　　1901年，在东京成立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组织黑龙会，更是把福泽渝吉列为“先烈”、志士之一，实则是对这位崇尚自由、独立的教育家、思想家的恶意歪曲和利用。
　　其实，福泽谕吉对儒学并非一味排斥，而是持两分论。他将儒学分为“周公孔子之教”与“腐败之余毒”。福泽所竭力排斥的是毒而非教，对于“周公孔子之教”不仅绝无非难之词，反而称：作为道德人伦之标准应当敬重。
　　部分日本人，曲解了福泽渝吉的本意，曾将国家带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并陷世界和自己的国民于惨痛境地，其教训不可不察。反观现今之日本，并未真正丢弃从中国传入的儒佛道，这也算是对教训的汲取罢。
　　1901年2月3日，粉雪飞扬、早樱乍放的天气，福泽渝吉因脑溢血溘然而逝，这位从幕府末年的下级武士跃升为明治时期教育思想界伟大功臣的老人，身后备享哀荣：日本众议院破例对他发布悼词；他生前创办的庆应义塾大学，也将其忌日定为“雪池忌”，师生每年前往祭奠；日本政府将他的头像印在万元日钞之上；主流媒体称他是“日本的伏尔泰”；他留下的启蒙著作《文明论概略》《劝学篇》《脱亚论》也一印再印，影响到了朝鲜、中国等东亚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