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5年1月10日，在日本九州中津藩贫寒士族福泽百助的家里，一个男婴呱呱落地。男婴的出生，对正处于“天保大饥馑”年间，又已有四个孩子的福泽百助，并未增添什么心理压力，反似得到了一种难得的愉悦。因为这天，钟爱汉学研究的福泽百助刚刚获得《上谕条例》（记录清朝乾隆帝时期的法令著作），故为新诞麟儿取名为“谕吉”，亦示不忘以儒家礼仪循循治家。
　　然而，百助取名之时大概并未想到，福泽谕吉并未如父亲所愿，一生致力于汉学，反而是大力提倡西学，并提倡“脱亚入欧”，为日本近代历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
　　
　　抛弃“菊”与“刀”
　　
　　福泽谕吉所在的家庭，家风严谨，夫妻和谐，子女互爱，在民风势利的中津藩尽显高尚气质。不幸的是，福泽谕吉还不满两岁，一生未在仕途得志的福泽百助就抑郁而死。
　　父亲的不得志，与当时盛行的门阀制度有关。幕府时期的日本，将国民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士（武士）属于统治阶级，却有上下等级之分。不同等级代表着身份贵贱，世代相袭百年不变。这种不公平的制度不但禁锢着成年人的公事与私交，在小孩之间的关系上也有涉及。比如日本没有科举制，贵族和武士的孩子自幼入私塾读书，出生在下级武士家庭里的孩子经常受到上级武士子弟的轻视，无论学问才艺如何出众，都改变不了“龙生龙，凤生凤”的社会评价。福泽谕吉对此体验颇深。福泽谕吉十四五岁才入村塾，却是勤奋上进，对《孟子》《论语》《诗经》《老子》《左转》《战国策》《史记》等博览熟记，对中国的历史和儒家文化有了一定的认识。然而生性反叛的他不敬鬼神，痛恨封建礼俗。福泽谕吉十二三岁的时候，故意去踩踏写着神灵名字的木牌，也对长兄嘴里世禄之臣的“愚忠”思想不置可否。
　　他有时目睹了民间武士的诸般丑行，也会暗生鄙夷，不屑为伍。身为日本武士，享有教育、做官、佩刀、骑马等种种特权，在四民等级中文化程度最高，表面看来忠孝节义、勇武廉耻，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往往怒气一触即发，动辄刀剑相向，甚是缺乏涵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禄米为生的中下层武士经济地位下降，更有坑蒙拐骗、欺凌弱者的现象屡见不鲜。
　　福泽谕吉自少年时代，就持守“喜怒不形于色”的处世之道，擅长克制情绪，提倡钻研学问。十九岁那年，福泽谕吉先去长崎，后到大阪，专注于荷兰学术和西方科学，之后辗转到横滨学习英语。1860年，福泽谕吉作为船长随员，登上了日本第一个赴美使团的“咸临丸”号军舰，一路上汲取新知，大开眼界。回国后，福泽谕吉受聘为“外国方”翻译，接触到更多的西方书籍，加深了对欧美资本主义文明的认识。
　　1860—1867年，福泽谕吉获得三次前往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和俄国考察的机遇。他接触到议会政治和民主的概念，了解了国债、租税和股份公司，以及医院、银行、邮政和铁路的运作情况，还参观了贫民院、盲哑院和博物馆。他将周游列国的所见所闻写成了《西洋事情》《西洋导游》和《西洋衣食住》，高度肯定了西方高度发达的人权观念和社会生活。福泽谕吉认为：西方国家在当时是最文明的国家，而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属于半开化国家。在他看来，日本半开化的重要原因是学术、贸易、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弱势；更主要的因素是幕府士族为了维持其对政权的支配，在国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人民的生活主要依靠传统的价值观念，完全按照古老的风俗和习惯，远远跟不上世界潮流的脚步。
　　福泽谕吉认为，若想改变日本国势日蹙的命运，除了接受西洋文明，别无他法。为了开启民智，福泽谕吉从美国购买了大批西方图书带回日本，掀起了一股“西学热”。同时，他与中村正直、森有礼等当时第一流的学者一起组织了“明六社”，定期公开演讲并发行《明六杂志》，希冀“以其卓识高论，唤醒愚氓，树立天下的典范”。
　　福泽谕吉首先对封建等级制进行了批判。他舍弃了武士的灵魂——双刀，提出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即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来就有贵贱上下之别的”命题。这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大哗。在传统观念里，军人的彪炳功勋，政治家的飞黄腾达，有钱人的囤积财富，乃是为人一生痴狂追求的目标。对比欧美重视自由平等的普世观，日本强调的是各层各级各司的组织有序，即使在家庭里，也必须严格遵守以性别、辈分及长嗣继承为基础的等级制度。福泽谕吉却凛然于人前道：“我极为讨厌幕府的世袭门阀制度与锁国主义，因此不想为幕府效劳！”
　　他疾呼：“诸侯的生命和脚夫苦力的生命是同样贵重的，豪商之于万金和糖果小贩之于分文，其当作自己的所有物而守护的心理是一样的。”他以“社会契约论”立足，鼓励国民“应该谋求一身之独立，建立一家之家计，才能成为万物之灵。”
　　
　　庆应义塾：提倡实学教育和独立心
　　
　　福泽谕吉通过几次出国考察，深刻认识到：教育对于国家的发展是根本性的基础事业，日本发展经济的前提是提高整体的国民素养，因此集中人力财力扶持教育，普及义务教育是政府刻不容缓的责任。可是在19世纪70年代，倒幕运动结束不久，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府刚刚成立，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旧幕府时代留下的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虎视眈眈欲图谋日本的欧美列强，传统手工业面临毁灭的困境，社会生产力的落后……实在无暇他顾。
　　当时日本的教育机构，大多是传统的寺子屋私塾教育和仅供武士等子女受教育的封建官学。为了实践自己的理论，1868年，福泽谕吉在新线座建起了一座学塾，起名“庆应义塾”(“庆应”是年号，“义塾”含有英国PublicSchool公学的意思，意即为了国家的公共利益而设立)。后又将学塾搬到东京的三田。经过近30年的苦心经营，庆应义塾成为日本近代第一所私立的综合大学。
　　福泽谕吉的办校宗旨是“谋求东洋革新，输入西洋文化教育”。因此，他鼓励学生们摆脱儒学、汉学、和歌等“社会上华而不实的文学”，去学习有助于日本实现近代化的实学。所谓“实学”，主要是供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所需要的学问，如英文、法律、地理、物理、经济、商学等实用科学方面。在福泽谕吉看来，封建儒学声称以言利为耻，如孟子的言论“王何必言利，唯有仁义而已矣”，正是制约国家进步的最大弊端。而比较东方的儒学主义和西方文明主义的结果，“可以发现东洋缺少的东西，于有形方面是数理学，于无形方面是独立心。不管是政治家治理国事，还是企业家从事工商买卖，甚至国民爱过，家庭亲情浓郁，莫不出于此二者。”
　　数理学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独立心”的内涵在当时并无多少人领悟。福泽谕吉解释道：“所谓独立，就是要自己支配自身，不生依赖他人之心。”通过教育培养个人扩展见闻、辨明事理、处置事情、独立生活的能力，以保障身体的安全，自由的追求和私有财产的拥有。继而培养学生的独立精神，因为“人民若没有独立的精神，那些文明的形式也就终于会成为无用的衣物了。”这种“独立自尊”的观点其实脱胎于欧洲近代的自由主义学说。以卢梭、伏尔泰为首的法国启蒙思想家，提倡“人生而自由平等”，主张把人从被压迫的地位中拯救出来。
　　福泽谕吉也认为天赋人权一律平等，但是他同样承认现实社会的不平等。在他看来，改变后天贫富的关键在于有无学问。“唯有勤于学问、知识丰富的人才能够富贵，没有学问的人就成为贫贱”。基于这一点，他主张通过劝学，鼓励学生勤于学问，术业专攻，以实现经济领域的独立，同时注重道德修养和精神情操的熏陶，以期培养出有学问高素质，不受过去束缚，敞开胸怀认识自我和社会的新公民，进而实现“一身独立，才能一国独立”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