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有层次，汉语新词汇里只有京漂和北漂，二者同一个含义，都是文化层次比较高的外地人，蜷伏在五环以外的北京，像狼一样睁着通红的眼睛，寻找机会，随时准备一跃而起，张开饥饿的大口，与同类争夺一砣很小的肉食。然而，到南方的人鱼龙混杂，吝啬的汉语却没给他们冠上南漂的头衔，只是笼统地称之为打工，再加上仔、女、者、一族之类的后缀，不承认他们是有层次的人。也难怪，京城是首善之区，叫花子也高人一等；岭南才开化几天，到南方都是淘金的，满身铜臭。
　　在唐代，京漂也是图求发展的最佳途径。很多有名的诗人，在他没出名时，或名声不彰时，也曾京漂，投诗权贵，以谋得一个出身。王维15岁时就京漂了。由于天资聪明，多才多艺，他一到长安就很快成为王公贵族的宠儿。杜甫运气不佳，滞留长安十年，踏遍公卿的大门，才获得一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职，刚上任又遇上安史之乱，慌慌张张地背着破被子逃到武灵投奔唐肃宗去了。
　　唐代的南漂族却和现代大不一样，绝大多数都是成名人士。他们的文化层次之高，是现代的北漂一族远远不可比拟的。在从长安到岭南的艰难旅途上，既有皇亲国戚的蹒跚身影，也有名噪一时的文人墨客。他们不是为了赚钱养家，而是在仕途失败了，走着下坡路，来到瘴气弥漫的岭南，等死，或者等东山再起。
　　岭南经过秦汉以来的开发，交通要津繁华不亚于内地，梧州、广州、交州都是热闹的城镇，堪比内地的泉州、荆州、成都等地。然而在岭南大地，出城之外，却是茫茫荒野，当地土人还没有完全摆脱刀耕火种的原始状况。北人南来，首先遇到的水土不服，一不小心就丢了半条命，小小的感冒，或是打摆子，都有可能送终。再加上谈虎色变的蛊惑传闻，杀人于无形之中，致使南疆成为北人口口相传的畏途。一般人不是走投无路，不会穿越南岭寻求活路。因此，整个岭南，在唐代，只是流放之地。除了民间犯法充军的外，还有就是在朝庭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一方，携家带口，被迫南漂。牛李党争一方的牛僧孺贬为循州，即今广东惠州长史。另一方李徳裕，被李商隐称之为千古明相，被梁启超誉为中国六大政治家之一，也逃不脱被贬岭南的命运，他先贬潮州司马。大中二年，李德裕从洛阳由水路南行，赶赴潮州。当他到达潮阳后，又贬崖州司户参军。最终留骸海南。
　　相传李德裕有个交好的高僧，在他即将倒台前曾为他算命，他一生能吃一万只羊，现在只吃了九千五百只，贬官岭南还有回归的一天。十几日后，振武节度使米暨遣使前来，送给他五百只羊。李德裕大惊，将此事告知僧人道：这些羊我不吃，可以免祸吗？僧人道：羊已经送到，就是你的。李徳裕长叹一声，心灰意冷走向万里之外的崖州。李氏后裔留在当地开花散叶，融入了黎族。
　　中国古代有四大流放地，一是云贵高原，二是新疆，三是黑龙江，四是岭南。前三处因为版图的变化，主要在唐宋之后才起作用，只有岭南在唐朝就是贬官和流犯的目的地。同样因版图变化的原因，在隋唐之前，流放岭南的也只有寥寥上十人。唐时的岭南，不仅包括今日的两广、海南和港澳，还包括湘赣闽的一部分，以及越南北部。由于流官流犯之多，中原文化传播之快，珠江三角洲以及越南中北部，很早就成为与内地一样的普通郡县，杜甫的祖父杜审言被贬岭南，曾任峰州司户参军。峰州就在越南中部。
　　宋之问的竞题壁，慨然成咏：
　　云摇雨散各翻飞，海阔天长音信稀。
　　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
　　即道出了岭南的生存环境之险恶，以及流人九死一生的状况。中原人大多不适应南方偏僻地区炎热的气候，视岭南为蛮荒之地，与张说同遭贬谪的高戬就病死在端州。
　　据当代学者统计，有唐一代，被贬岭南的流官士人高达数百人，加上正常判刑的流犯，几达数千人。像凌烟阁二十功臣之一侯君集的家人，大唐名将薛万彻、高宗时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家人，名臣魏元忠，酷吏周兴，李林甫的子孙等等都被流放到岭南。在中国文学史上留影的诗人杜审言、宋之问、张说、刘禹锡、柳宗元、李涉、许浑、杨衡、韩愈、李商隐也在其列。
　　这些被迫南漂的高官大臣、作家诗人，很多人是两种身份集于一身。他们既是雄心勃勃兼济天下的儒者，也是以文字为媒，提高民族文明程度的诗人。在朝堂上，他们为实现自己的理想殚心竭虑，或者为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生存下来，而不得不找政治靠山。比如宋之问，他热衷于残酷的政治角逐中，自投靠张易之被贬岭南北归后，仍然执迷不悟、依然故我。总希望在名利场的盛宴上分一杯羹。于是，又卷入了一场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在武韦集团与李唐宗室的斗争中，投靠武韦集团。结果，李唐宗室得势后，他落了个首贬越州，再流钦州，终被赐死桂州的悲惨下场。在贬谪地，他满怀着冤屈和不甘，仍然勤奋为政，虽然是想出政绩早日遇赦，客观上却为开发岭南做出了贡献。
　　李德裕两度拜相，外攘回纥、内平泽潞、裁汰冗官、制驭宦官，功绩显赫，被拜为太尉，封卫国公。政争失败，五贬为崖州司户参军。有唐一代贬谪案例，往往越是重臣贬得越远，而唯崖州地望最重。在政敌的无情迫害下，李德裕一家及族属，在崖州毕兰村过着缺医少食的困苦生活。贬道险恶，天涯遐荒，垂暮离索的李德裕，一路走来，慷慨悲歌，表现出不馁气节。在视为天涯绝域的古三亚，他依然心系大唐江山，常常登高远眺，遥望中原，以忧国忧民、欲归不能的悲情，写下了慷慨激昂的《望阙亭》：
　　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
　　江山只恐人归去，百匝千回绕郡城。
　　这一望阙诗，成为一曲绝响天涯、回荡中原的正气之歌。他在崖州只活了短暂三年，却为当地人永远怀念。在海口五公祠里，李德裕是赫然位列第一。
　　这种被迫的南漂，对诗人是不幸的，然而对岭南的开发功不可没。他们在天涯海角艰难的生存着，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并没有消失。在当地为官时，他们散播了中原文明，教化了当地的土人，使岭南的文明发展与内地拉近了距离。柳宗元在贬谪地继续奉行他的政治革新主张，身体力行在当地少数民族地区倡导文化教育，主张统合儒、释以启迪当地的越人教育，推动了岭南西部的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韩愈贬到潮州后,并未牢骚满腹和颓丧,而是在这南蛮之地泰然处之,尽职尽责,治理水灾,除掉了韩江上的鳄鱼灾害,还开启了潮州好学崇文之风,建立了一批学堂,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给潮州后人以深远的影响。韩愈在潮州只有七个多月,但潮州人铭记他的功绩,把潮州鳄溪改名为韩江,笔架山也改称为韩山。李商隐在昭州一面反腐惩贪，整肃官场；一面安抚百姓，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代理郡守的努力颇有成效：昭州的社会秩序很快恢复，衙门也变得井然有序起来，百姓回到田园耕作，市井又现昔日繁华。
　　诗家不幸国家幸。没有这些先贤的人生低谷，也就很难形成岭南经济文化的制高点。历史留下的悖论让人叹息，社会的进步，总要牺牲一些优秀的人才。幸而这种牺牲，以社会的进步做了回报。唐代的南漂和几十年前上山下乡有点类似，数以百万计的知青，离开繁华的城市走向农村。虽然没有唐时南漂人员显赫，却以量能补偿了名声的缺陷，都是被迫的，但后者更富有激情，短暂十年，冲毁了农村落后的家族制度，宗族关系，扩开了几代人的眼界，这样才有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大变化、也才有了国家经济发展所急需的人员大流动的社会秩序。
　　唐代的南漂早已结束，唐代以后的宋代，长达300多年，却也只有上十人流放岭南。这得归功于唐代大量贬谪和流放人员，使得岭南地区得到全面而显著的开发，已经不再是惩戒犯官和流犯的最佳场所了。现代的南漂也应该结束，岭南已经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国家全面和平衡地发展，需要把目光放在中西部。然而，政治性的迫害不能再出现，所有到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优秀人才，应该是高兴地、自觉自愿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