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很早就为母亲的后事做准备了。
　　母亲从我记事起就多病，就是农村妇女常见的那种心口病。所谓心口病，其实就是胃痛。我也是这样，只不过我比母亲轻得多，时好时坏，竟也伴随我二十多年了。我常想，母子同得一种病，幸也？不幸？或者说，上苍是怕我忘了母亲，就以这样的方式提醒我。
　　多年来，母亲的胃痛常常在晚上或大半夜发作。白天好好的，照常上地劳作，跟好人没甚两样。也可能是母亲不愿说出来，强忍着，怕误了农活，被人笑话。我老觉奇怪，都胃痛了一晚的母亲，怎么白天干起活来一点都不像有病的样子？！直到现在，村上的人一提起母亲，还是赞不绝口：小奶奶（母亲辈分高，村上的大人娃娃都习惯了这么称呼）别看人瘦得跟麻杆子一样，可干起活来一点都不比哪个人慢。
　　有好多次，母亲在说到她过去时，总要提及她曾在公社受过的表彰：说因为她劳动突出，除被公社在大会上表扬外，还奖给了她一把尖头铁锨。那把铁锨，五年前不知怎么被姐姐从杂货屋里又找了出来，之后如获珍宝地拿回她家去了。我想，这可能是母亲作为一个农妇一生当中所获的最高荣誉了。怪不得母亲每次说及时，仿佛一下子又来了精神，看得出，母亲对这个荣誉无比自豪。
　　母亲胃痛起来很骇人，常不住地呕吐，有几次竟差点昏了过去。从小到大，母亲出现这种情况我都说不清有多少次了。不但母亲，就连全村的人都认为母亲去是迟早的事了。据母亲讲，有一次，她病重得厉害，甚至地区医院的大夫都没有一点办法了，他们劝父亲应早作准备。一向坚强的父亲，当大夫当面这样告诉他时，竟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而被病折磨了那么多年的母亲，可能对自己的去已看的不是很重要了，唯一让母亲放不下或牵扯的是，她怕某一天她去了后，我们都成了村上那几个没娘娃的样子，这才是她心痛或难以割舍的地方。
　　村上当时有一位老中医，正是在他的精心治疗下，母亲的病竟奇迹般地有所好转。尽管那位老中医都去世多年了，但母亲多次都不由自主地念及他的好，说：“若不是大老（村上对那位老中医的敬称），我早没人了。”母亲所说的大老，我一直还有印象：高个，给人就诊时常坐在炕上，前面放一炕桌，炕桌上还有一号脉用的脉枕，因看病时间长的缘故，那原本红颜色的脉枕已变成黑红了。
　　父亲更是对这位老中医推崇备至，每次提及时，都不无自豪地说，我们大老，城东乡谁不知道，上兰州医学院的时候，人虽丢盹（打瞌睡），但老师讲了什么他全知道。我常想，一个人在他去世的好多年里仍能被人引以为豪，不能不说是做人的成功。一个村庄里要出这样的一个人，需要多长时间呢？也可能是一辈子，也可能是几辈子或十几辈子。
　　好多次，父亲曾和母亲开玩笑道：“若某一天我们两个人中有一个要走的话，你肯定在我的前面。”父亲一生身体硬朗，即使七十多了还犁地干活；而母亲呢，一辈子都病病恹恹的。可能父亲是这样想的，有他在，即使母亲走了，他也能把母亲的后事料理得圆圆满满的，也算是对母亲陪了他多半辈子的一个交代。可谁知，父亲却早早走在了母亲的前面。许多时候，无常让谁先去，让谁后去，一点都由不得人自己，或者说，许多时候都是出人意料的。
　　父亲病重的时候，亲眼看着让木匠做了两副棺木，其中一副是给母亲的以后准备的。早在很多年前，父亲就意识到了人迟早有这一天，就央人从南山里早早买来了松木，做完这些时，他感觉了了一桩迟早要面对的大事。也许，父亲对母亲能做的只有这些了。父亲对母亲的好，不仅在生前，即使在他弥留之际，他都深深惦着母亲及母亲的后事，想尽力能为母亲多操心点什么。
　　父亲去了后，母亲的棺木就静静地放在杂货屋里。每次看到它，都让人想到死亡是如此的近而真实。也就是从那一年起，母亲以及姐姐们都共同为她的后事默默地做准备了。
　　有次村里来了一个照相的，从来不照相的母亲，竟主动提出也要照一张，并说万一哪天她走了，可能用的上，免得急用时让娃娃们手忙脚乱的。在照相前，母亲特意换上了她平时只有走亲戚家或进城才穿的衣服，并在头发上沾了水，而后用梳子细细梳好后才出了门。
　　对于老了后的那天穿什么颜色和样式的衣服，母亲一直老拿捏不定。颜色太艳吧，对劳动了一辈子的母亲来说，老感觉与她多年的穿着习惯不相适；太俗吧，又觉得怕被人笑话。每次，听说村里谁谁的老衣已备好了，母亲总要前去参考参考，以便自己好下定决心。我老想不清，平日里总不很讲究的母亲，为什么对她老去时的穿着却那么上心、在意。
　　有好几次，在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母亲总要把几年前就备好的老衣从箱子里拿出来，一边穿，一边让我看合不合适。我发现，平日里一直俭素惯了的母亲，穿上新衣后，竟有点不自然的感觉。想到母亲某一天将穿着它到另一个地方去，我的泪竟不自禁地留了下来。母亲见我这样，便默然地将衣服叠好后放在了箱底，可能是母亲由此也感觉到了我对她的不舍吧。
　　从小时到如今，我真说不清村庄上有多少人走了。我老觉无常就躲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在冷漠地一个个地点着我们村庄上的人的名字。有时七八年八九年点一个，有时两三年点一个，更有时一年点好几个。它点人时，大多从年长体弱者者依次开始，有时也不，也可能是它看错了，把我们认为最不应该去的一个人点了一下，比如说我哥，我外甥。母亲老认为无常即使点时，按理点到的应该是她，并且母亲也愿意是她。可是，他们却早早地走在了母亲的前面，这是母亲最不愿接受和痛心的事，但，谁也拿无常没有办法。
　　我记得我哥去世时，母亲一边用头撞着地，一边像个孩子似的大声嚎哭：“老天爷啊，你怎么不长眼睛啊，你怎么不让我代替我儿子去走啊！？”平时柔弱的母亲，此刻竟好几个人都扶不起来。还有，当母亲听到远在异地读书的外孙不幸夭折的噩耗时，母亲竟不停地用力左右扇着自己嘴巴，人劝也劝不住！一辈子从未打骂过子女一下的母亲，竟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自己的指责：黑头子都走了，我白头子还有什么脸面活着啊！
　　在一年年中，我村庄的好多人都相继走了：给人看了一辈子病的老大夫走了，在村上当了几十年队长的老胡走了，缠了几十年脚见人总笑嘻嘻的老邻居走了，年纪轻轻就撇下子女不知该称小孟还是老孟的他也走了……我怕某天母亲也随了他们去，尽管我多么地不愿意和怕看到这一天的到来！我想，如果有可能，我愿把母亲藏在某个无常发现不了和忘记了的地方，那该是多幸福的事啊！
　　晚年的母亲，每天都专注地做好一件事，那就是早晚的念佛。不管阴晴，从未间断过。母亲没上过什么学，念佛时，仅会念“阿弥陀佛弥陀佛”那一句，由于再没有记下其他的，母亲就把那一句反复地念。念完后，因惦着庄稼，母亲便到庄前庄后的地里转。我想，那一茬茬的庄稼们可能都记住了年老的母亲每天走路的姿态、对它们的依恋以及趁人不注意时偷偷抹泪的情形，只是它们没说出来而已。
　　如果说把离去看成是人生的另一场旅行的话，一生都病病痛痛的母亲，可能在很多年前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这多年的日子里，母亲到底为此做了多少准备与不舍，直到现在，我都不敢再往下细想。
　　母亲走的前一天，是正月十六。那天，我陪母亲走了很远，先坐车去了南城门广场，后又陪母亲去了大什字广场。不知怎的，我那天有种很强烈的念头，就是想和母亲合一张影，这么多年里，我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但转而又想，天气还有点冷，等转暖了和母亲再照也不迟。现在一想起，我都后悔得不知说什么好，这可能是我此生中唯一不能弥补的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