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腊八节，年一天比一天近了。

　　小时候，在乡下过年，过了腊八就开始置办年货。杀猪、宰羊、蒸馒头、做豆腐，一家人忙得不亦乐乎，好像过年的各种乐趣，就在那种忙碌里,俗称“忙年”。而赶“花花儿集”，则是“忙年”序曲中最为重要的一节。

　　年前的最后一个大集，我们那里俗称“花花儿集”。“花花儿集”其实应该是“叫花子集”，叫讹了，便成了“花花儿集”。节俭惯了的庄户人家，平日可以不赶集、不上店，年集却是必须赶的，不管有钱还是没钱。有钱的赶集买年货，没钱的赶集哪怕是花几毛钱请个门神，买幅春联，买几挂鞭炮回来，只为图个过年的喜庆。所以，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要去赶“花花儿集”——这个一年中最热闹，也最喜庆的集。

　　赶“花花儿集”那天，最高兴的还是孩子们。孩子尚不知生活的艰辛，眼里只有新鲜和热闹。女孩子戴的头花，男孩子放的鞭炮，小孩子要的灯笼，都要到“花花儿集”上去买。

　　小时候，带着我赶“花花儿集”的一般是爷爷。爷爷并没有多少事情要做，到像是专门陪我去赶“花花儿集”。一路上，跟爷爷说说笑笑，很快就到了集市上。我紧紧拽住爷爷的手，在人群的缝隙里穿行。人实在太挤的时候，爷爷干脆把我扛在肩上。我就看到了一条慢慢流动着的人的河流，长长的望不到头。

　　远远地，我看到一个卖灯笼的过来了。灯笼是篾片做的骨架，外面糊一层亮亮的、透明的玻璃纸，玻璃纸上印着各种图案，一只只玲珑剔透，像糖葫芦一样斜插成一支很大的花棒，被高高举过头顶，特别惹眼。买回的灯笼套在木制的底座上，插上小半截蜡烛，烛光透过玻璃纸，映出一片火红的光。大年三十晚上，小伙伴们穿上过年的新衣服，小心地提着自己的新灯笼，满大街小巷地游走串门，相互比一比，谁的灯笼更亮，更好看。所以，买灯笼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走着走着，我一眼看到了卖绢花的。一朵一朵，都那么水灵、鲜艳。深红的，粉红的，粉绿的，淡紫的，橘黄的。我自己挑挑拣拣：拿了粉的，又见黄的好看，拿了黄的，又发现绿的更鲜艳，我一时挑花了眼。爷爷不说话，笑呵呵地看着我拿起放下。爷爷知道，这些花儿，到大年初一的早上，就会在我和妹妹的头上盛开啦！

　　看到捏泥人的，爷爷也会停下来看一会儿。那人手指灵巧地三捏两捏，点上鼻子、眼睛和嘴巴，涂上红红绿绿的颜色，一个右手拿着金箍棒，左手搭着凉棚的孙悟空，就神气活现起来了！这么好玩的东西，我自然要买一个。吹糖人的，卖风车的，卖翻花的，卖棉花糖的，卖糖葫芦的，卖甘蔗的，好玩的，好吃的，真是太多了！这时，我的手里早就举着一串糖葫芦，一个转着的风车，和一个千变万化的翻花了。

　　年画和鞭炮是爷爷必买的。爷爷买的年画很有趣：一张是一个胖娃娃喜笑颜开地抱着一条大鱼，旁边盛开着两朵荷花；另一张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爷爷，高高的额头，白胡子白眉毛，手里托着一只大大的桃子。爷爷告诉我，这两张画，一张是《连年有余》，另一张是《福寿满堂》。我上学以后，开始喜欢那种戏曲或电影连环画年画，《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白娘子传奇》、《劈山救母》等神话故事，我最初就是通过年画知道的，画在墙上贴一年，故事情节我都能背下来了。

　　我对鞭炮不感兴趣。鞭炮到了男孩子手里，就成了专门欺负女孩子的武器。冷不丁地扔到你脚下一个，“啪——”地一声炸响，吓得你一声尖叫，那个恶作剧的“坏孩子”，早就嘻嘻哈哈怪叫着跑了。爷爷依然要带我去鞭炮市场买几挂，说除夕夜没鞭炮声，就不算过年。在鞭炮市场，卖家使劲地比着放，那鞭炮声密集得像机关枪，简直比除夕夜还热闹。我只好使劲用手捂着耳朵，否则，耳朵肯定会被震聋了。

　　等爷爷买好鞭炮，我的肚子也咕咕叫了。爷爷会带我到集市拐角处，买几个刚出笼的热包子。包子小巧玲珑，皮薄而白，里面有一个肉丸，咬一口直流油。爷爷在一旁抽着烟，笑咪咪地看着我狼吞虎咽。等我吃完后用手背抹抹嘴，才带着我和一大堆花花绿绿的东西回家去。仿佛，一个丰饶而富足的年，也被我们带回家了。

　　其实，我们现在的日子才算得上是真正的丰饶和富足。不仅超市里应有尽有，年夜饭也都到饭店里去预定，自然不需要再“忙年”,更没人有兴趣去赶“花花儿集”了。

　　只是，当丰富的物质生活,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方便与享受时，却似乎有些什么东西，被我们抛弃在了岁月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