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司马光都是北宋文化人：苏轼既是诗文大家，书画造诣亦至甚高境界，堪称旷世奇才；司马光诗文的名声虽不太大，可那部史学专著《资治通鉴》，却对当时与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几乎可以与“史家之绝唱”的《史记》相媲美了。
　　身为文化人，他俩的共同特征是：耿直、正派。
　　在唐宋八大家中，宋代有六人。第一位是欧阳修，其余五位——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与王安石、曾巩都得到欧阳修的推荐、提拔与奖掖。欧阳修不但是北宋文坛公认的领袖，还是一位史学家，他主编了《新唐书》，又私下里独自编撰了一部《五代史》，后来被称为《新五代史》。这部书在体例上模仿《史记》，在笔法上模仿孔子著《春秋》时的“微言大义”，可见他对自己这部史书的期望值还是比较高的。写完后他拿出来给苏轼、王安石等文友阅读。苏轼在读完之后问欧阳修：“您的这部《五代史》能够传之于后世么？”欧阳修回答说：“我写这部书，是要借以抒发自己赞美好人好事、憎恶坏人坏事的志向啊。”苏轼反问：“没有为韩通立传，怎么算得上赞美好人好事、憎恶坏人坏事呢？”原来，韩通是后周大将，无论是北伐契丹还是南攻南唐，他都立下赫赫功勋。当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时，韩通因率军反抗而被杀害。对于这位后周的忠臣，连赵匡胤也追赠其官职，以礼收葬，还下诏赞扬；你欧阳修为什么不替他立传？对于这一责问，欧阳修只能是“默然”，无法回答了。欧阳修比苏轼年长三十岁，比苏轼的老爸苏洵也年长两岁。因此，他不但是文坛前辈，更是父辈之人。那个时候，欧阳修已经五六十岁了，可苏轼还是个二三十岁的文学青年呢。你说苏轼直率不直率？可是，若干年后，当有个叫刘羲仲的读书人，经常指摘欧阳修《新五代史》中的讹误之处，并记录下来拿去给苏轼看，苏轼却道：“当年欧阳公这部书刚刚写成的时候，王荆公（即王安石）就对我说：‘欧阳公修了《新五代史》，却不修《新三国志》，这是很不应该的，先生何不修一部呢？’我坚决推辞说：‘不敢当，不敢当。’修史的人搜集数十百年间各种各样的人物与事件，集千头万绪而成一书，其间怎可能没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呢？我之所以不敢承当王荆公的托附，就是害怕像你这类的人，在背后指指戳戳啊！”
　　上面正反两个事例，不就充分说明了东坡先生的耿直与正派么！
　　众所周知，王安石极力主张变法，执政时坚决推行新法；司马光则坚决反对新法，并成为“保守派”的首领。两人多次激烈争论，王安石当政时，司马光深受排挤，不得不离开京城，到外地去潜心著书。后来情况有了变化，王安石被迫回家乡江宁养老，司马光则被召进京城，主持“更化”——即把新法一一废除，恢复旧有体制。这两个人，真可谓针尖对麦芒了。没过多久，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听到这个噩耗时，司马光也在病中，他立即写信建议朝廷说：“王安石无论道德品质还是著书立说，都有很多过人之处，只不过比较固执而听信邪说罢了。如今朝廷正在矫正其过失，革除其弊端。他的不幸去世，必然会有一批反复无常的小人对他百般诋毁。我认为朝廷应当给王安石以优厚的抚恤，借以抑制那种势利逢迎的不良风气。”
　　就在这一年九月，司马光也因病去世，享年68岁。后世史官称赞司马光胸怀宽广、“不修怨”。其实司马光深知，无论革新还是保守，改革还是守旧，他与王安石之间的根本分歧，不过是治国理念不同罢了。在他的眼中，王安石的青苗法、免役法等是“四患”，因此一旦他主持国政，就声称：“四患不除，我死不瞑目啊！”可以说，不论客观效果如何，司马光最为关心的，是怎样才能利国利民。于是，什么激烈争辩、什么个人恩怨，都能算得了什么呢！显然，司马光的耿直与正派，亦有口皆碑了。
　　北宋统治集团中，正因为有苏轼、司马光等一批耿直、正派的文化人，所以其政权即使有不少弊端，也不会彻底烂掉，至少还能撑得下去。到后来宋徽宗赵佶即位，与奸相蔡京等将司马光、苏轼等一大批耿直、正派的大臣诬称为“奸党”，甚至由赵佶亲书姓名，刻于石碑上，称为“元祐党人碑”。于是，朝堂上渐渐充满了奸邪之臣，朝政也日益腐败下去——彼时彼刻，那个烂透了的北宋王朝，即使没有金兵入侵，离灭亡也不会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