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你看，这个案子还颇棘手呢。”苏州府元和县令常养蒙将一张诉状递给幕客张兴鹗，感叹地说。
　　张兴鹗又将诉状细细看了一遍：原告李朱氏，现年36岁，丈夫李苞于五年前不幸病逝。可是朱氏15岁的儿子李亚儒不但不报答母亲辛勤养育之恩，竟然动不动就恶声恶气地辱骂母亲，对朱氏百般虐待，因此朱氏请求官府作主惩治这个忤逆儿子。中年寡妇是不宜出头露面进公堂的，递送状子、出面控告的是李家的奴仆来安。
　　“案情并不复杂。”张兴鹗说，“这几天我暗暗走访了李家的左邻右舍，又与李、朱两家的几个至亲聊了聊，事情已经基本弄清了：来安与朱氏通奸，亚儒看不过去，而来安也嫌亚儒碍手碍脚，就怂恿朱氏到衙门里来告状。问题在于，亚儒不但不是个忤逆儿，还是个人人夸赞的孝子，如果以奸淫罪惩治来安，则必然牵连到他母亲，他是死也不愿意的；如果不惩治，又难保将来不死在来安手中。”
　　常县令点点头，叹道：“这就是投鼠忌器啊！问题还在于，忤逆与奸淫都是极重的罪，而在本案中却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处理起来也就可轻可重了：轻则略打几板以示惩戒，重则置于死地。我们虽然已弄清了案情，可是处理时该掌握怎样的分寸呢？”
　　两人又沉思了一阵，张兴鹗忽然说：“有了。我们先设法试一试，那来安究竟是想责打小主人一顿，使他以后不敢过问自己的丑事呢，还是欲将小主人置于死地而后快？如果是前者，我们就打他一顿教训教训；如果是后者，就干脆除了他。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
　　常养蒙哈哈笑道：“好，好主意！我再来个欲擒故纵，先夸赞他几句，不怕那恶奴不钻到圈套中来。”
　　第二天，常县令升堂审案了。不但原告的代理人来安与被告李亚儒被带到公堂，连亚儒的叔叔与舅舅也被请进公堂“观审”。常县令先唤过来安，和颜悦色地问：“他们李、朱两家的至亲都不出面，也没有在状纸上签名认可，你一个奴仆，为什么不顾男女之嫌，出面替主母控告？”来安磕头答道：“小人服待老主人好多年，发誓要报主人的大恩，因此日日夜夜期望小主人长大成人，主持家政。不料他不务正业，好逸恶劳。主母稍微管束管束他，他就恶言恶语，全无孝顺之意。主母不得已向娘家的亲戚与李家的亲戚求助，可是他们都不理不睬，形同过路人。而不肖子则变本加厉，百般虐待生身母亲。奴才实在看不下去，才禀承了主母的命令，冒嫌出面控告。”常县令啧啧称赞道：“很好，忠心为主，不辞劳怨，你真是一位义仆了。”又问了来安几句，来安每一回答，常县令都要夸他是“义仆”。渐渐地，来安有点飘飘然了，得意地说：“不瞒大人说，左邻右舍，远远近近，谁不知道我来安是个好人？要不是对老主人的一片忠心，这种冒嫌疑的事情，怎肯轻易出头？”常县令连连点头，随即传唤：“把忤逆儿带过来！”李亚儒跪倒于地。常县令见他文质彬彬，却又神情凄苦，便问：“李亚儒，你小小年纪，怎敢虐待生身母亲？”亚儒只是低头流泪，默默不发一言。常县令故意发怒道：“不孝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律书上明白记载着惩罚的条文。你既已触犯了国家大法，怎能轻易宽容！”说罢抽出令签，飞掷于地，喝令拖下去重打四十大板。亚儒放声痛哭，其叔叔与舅舅也都跪倒于地，苦苦哀求常县令高抬贵手，姑念亚儒年幼无知，权且饶恕他一次；只有那来安面露喜色。常养蒙早已看在眼里，便问来安：“你看本官的处置如何？”来安连忙磕头道：“若论私情，小人怎敢出面将小主人送上公堂？然而国家大法，是徇不得私情的，还望大人秉公处置。”常养蒙笑着赞道：“好，说得好！不过你的小主人还是个孩子，如此重刑之下，立刻就会毙命。也罢，本官就来个公私兼顾吧：你既然有着‘好人’的名声，又受了主人多年的恩惠，何不代替小主人承受这顿刑杖呢？”来安大惊，正欲分辩时，常养蒙一使眼色，几个衙役已一拥而上，将他拽翻于地。常养蒙吩咐道：“代替不孝儿受杖，你们只管从重狠打，不必顾惜。”打满四十下，看那来安时，早已是皮开肉绽，哀号不已。
　　常县令又质问亚儒的叔父：“你与被告的父亲是同胞兄弟，为什么不顾念手足之情，训导、约束侄儿，致使他这‘忤逆儿’的恶名传播远近，今又进入公堂？你也要受惩罚！”其叔叔跪伏于地，乞求开恩宽恕。常县令微微笑道：“一客不烦二主，有‘好人’在这儿，你不必害怕。”又令衙役拖下来安，重重打了二十大板，算是代替亚儒的叔叔受杖。
　　常县令再唤亚儒的舅舅责备道：“俗话说母子天性，即使你的妹妹要来控告，你这做兄长的也应出言相劝，你妹妹也一定会听你大哥一句话的。而你却袖手旁观，以致酿成家中大变。本应对你严加惩处，然而本官看你老态龙钟，定然禁受不起，怎么办呢？”扭头又对来安道：“本官今天索性好事做到底，成就你‘好人’的大名，如何？”扔下令签，喝令拖下去再打二十大板。来安自知再也禁受不起，连连磕头求饶。常县令大笑道：“你看在主母的情面上，也应该替她的哥哥稍微效点力啊！”终于又打了二十大板。
　　常县令又命取来一面大号重枷，对来安道：“八十下刑杖已经代受了，区区一块木枷又何必推辞！”亲自提笔于枷上写下几行大字：“今枷铐好人一名，待忤逆儿改过之日，即予释放。”上毕刑具，又令押出衙门外示众。来安杖创已经很重，又戴了这面重枷，不几天就一命呜呼。
　　【小议】
　　上面的故事取材于清人沈起凤的《谐铎》卷十一。奴仆与守寡的女主人私通，这在封建社会中，自然要被视为大逆不道。尤为恶劣的是，这恶奴来安竟恶人先告状，欲置小主人李亚儒于死地而后快。此案的案情并不复杂，处理起来却颇棘手：捉奸须双，二人私通虽是事实，却难获证据，此其一；若以奸罪痛惩来安，势必连及女主人，而受害者李亚儒又是个孝子，宁死也不愿玷辱生身母亲的名誉，此其二。正因为此，恶奴来安明知县官投鼠忌器，才以“好人”自居，恣意诬陷亚儒“忤逆”，有恃而无恐。哪知常县令将计就计，抬出奴仆必须“忠心为主，不辞劳怨”的封建道义，强逼来安替小主人等代受杖枷，既保全了亚儒一家的名誉，又痛惩了恶奴来安。手段虽诡谲，用心却良苦。当然，将恶奴杖枷致死，则似嫌过分，古人毕竟有其局限，今人不必苛责求全。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办案者面对千变万化的案情，千奇百怪的案例，以及当事人与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严格依法办事外，还必须灵活巧妙，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拘泥古板，不死搬教条，才能惩恶扬善，除暴安良，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