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字仲甫，他不但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共早期领导人、著名学者，还是一位敢哭敢笑、敢爱敢恨的“性情中人”。
　　1932年10月，陈独秀与他的同伴彭述之因撰文抨击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在上海被捕。那时他正在病中，不久被宪兵押往南京。刚刚抵达下关车站时，他不禁放声大恸起来，还说：“我犯了什么法，我终身为了革命奔走，我的两个儿子是为了革命而牺牲的，我的内人现在也离我而去了……”就这样一路大恸，直到他即将蹲进去的“南京模范监狱”。据说，他这率性之恸，“弄得两个宪兵也为他落下泪来”（车吉心《民国野史》卷二十）。
　　倘若你认为陈独秀是贪生怕死，那就大错特错了。有人回忆，当他乘夜车被押往南京时，“在火车上鼾然大睡，处危不惊，被传为佳话”（尉素秋《我对陈独秀先生的印象》，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1977年出版）。后来，当江苏高等法院宣判“陈独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十三年”时，陈独秀站起来大声抗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
　　从1913年开始，陈独秀先后被捕五次。第一次被捕正是“二次革命”的混乱时期，某丘八欲将其枪杀，陈独秀却神色坦然，从容催促：“要枪决，就快点罢！”（唐宝林等《陈独秀年谱》）幸有友人及时救助，才侥幸脱险。而最后这一次被捕后，从1932年10月至1938年8月，将近五年，是坐牢时间最长的。抗战爆发后日机轰炸南京，第一模范监狱也被炸，陈独秀的监房屋顶坍倒，他“卧于桌底而无恙，见人还谈笑自若”。事后，陈独秀的学生陈钟凡前往探望，并与胡适、张柏龄等社会名流联名保释他。国民党政府表示：“只要本人具悔过书，立即释放。”陈独秀闻讯勃然大怒，说：“我宁愿炸死在狱中，实无过可悔。”并且声明“不要人保”，“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1942年未刊稿）。当然，鉴于国难当头的局势，8月下旬，在一大批政治犯获释的同时，陈独秀也获得了自由。
　　陈独秀所谓“离我而去”的“内人”，估计是指前妻高君曼，她已于去年即1931年病逝于南京；也有可能是指他的现任妻子——小他29岁的潘兰珍。如果是指潘兰珍，那就是对她的误解了：潘没有生育，领养了个女儿，陈独秀被捕时，她恰好送女儿凤仙回老家南通，返沪后知道丈夫被捕，立即赶往南京探望，后来又在监狱附近租房子住下，以洗刷缝补、做零工为生，主要目的就是照顾丈夫。此情此心，怎不让陈独秀倍受感动！
　　魏晋时的阮籍蔑视礼法，公然宣称：礼岂为我设耶！性情中人陈独秀，自然也不会受世俗之礼拘束。他在狱中“除了写写诗外，便是喝酒，酒醉了便又大哭大骂一番”（《民国野史》）。陈独秀不但毫无顾忌地痛骂当朝权贵，甚至无视监规，照样在他的单人囚室与妻子同房。面对监狱方面的责难，陈独秀勃然怒斥：“连孔孟都说饮食男女是‘人之大欲’、‘食色性也’，难道我不是人么？”其实，作为一位著名学者，岂止喝酒骂人，即使在狱中，陈独秀也辛勤笔耕，收获颇丰：《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实庵字说》、《荀子韵表及考释》、《老子考略》、《甲戌随笔》、《古史资料》等，都是他在狱中完成的著作。
　　作为性情中人的另一特征，那就是一旦发现自己的做法或看法确实有错，也往往能及时纠正。就如狱中同房一事，难友濮德志对他说，如果传出去，连监狱长等也会坐牢，并劝他“也要为别人想想”。陈独秀听了觉得有理，以后也就收敛了。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与次子陈乔年都被国民党杀害，因此他对蒋介石恨之入骨。1936年12月中旬，当他听到张学良、杨虎成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的消息后，激动得“老泪纵横，痛哭流涕”，“把酒奠洒在地上”，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然后与濮德志等人一起痛饮了好几杯，并认为“蒋介石这个独夫，此次难逃活命”。后来，蒋介石被放回了南京，陈独秀听到狱外一阵阵爆竹声，又感到惘然，说：“看来蒋介石的统治，是相当稳固的，不象我们分析的那样脆弱，……从爆竹声中，可以听出，他有群众的基础。”（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
　　陈独秀出狱后，各方人士纷纷前来探望慰问。然而，有送其赆仪的，他一概不接受；唯有北大同学及老朋友的赠馈，才“酌受少许”（《陈独秀年谱》。后来他由南京而武汉，又辗转定居于距重庆约一百公里的江津。友人见他生活无着，拟由某大学给他一种名义，每月津贴数百元，但不必上课。陈独秀婉言谢绝；该大学校长另想他法，欲给以资助，陈独秀也没有接受。鉴于他的巨大名声，刚一出狱，国民党要人陈立夫等就出面宴请，许以高官厚禄；定居江津后，蒋介石又派胡宗南与戴笠带着礼物登门拜访，希望利用陈独秀反共。陈独秀虽然穷困潦倒，却视气节如生命，决不为五斗米折腰，一概拒绝。中共方面，董必武、周恩来等也先后拜访陈独秀，董必武还说欢迎他回党工作，只是要求他写个书面检讨。陈独秀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尚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周恩来劝陈独秀去延安，陈亦婉言谢绝。陈独秀的好朋友胡适当时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他说美国有一家图书公司，想请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实质上是让他到美国过安逸而又优裕的寓公生活。陈独秀焉能不知老友的良苦用心？却回复说，他的生活很简单，不用去美国，也厌烦见生人，同样婉言谢绝。
　　性情中人陈独秀，宁愿默默地面对穷困潦倒，宁愿默默地面对贫病交加。于是，江津的居民们，“只是有时候，在黄昏后，偶然看见他一个人手中拿着一本书，在嘉陵江畔，踏着落日的影子来回地彳亍着，若无其事又若有其事似的……一直要到夜深才一个人慢慢地踱了回去。”
　　1942年5月27日晚上9时40分，陈独秀病逝于江津，享年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