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文化人是城市的灵魂。一个地区，一座城市，如果没有文化人的存在，即使它的建筑再奢华，经济再发达，把它放诸广袤时空中都是苍白无力的。
　　很幸运，我们的城市曾出现过“吉林三杰”成多禄、徐鼐霖等文化先贤；也很幸运，我们的城市走出了杨子忱、林少华等文化精英。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敢于向“东陲无文”是历史的偏见说不；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一样拥有温暖心灵的力量。
　　同乡之缘
　　说到日本文学，村上春树都是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话题；说到村上春树，林少华都是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话题。自1989年，翻译《挪威的森林》至今，林少华几乎翻译了村上春树所有的文字，而凡是从“林家铺子”里走出的村上春树作品都洪波涌起……《挪威的森林》更是以超过780万册的总发行量引发了所谓的“村上现象”。曾几何时，书店最醒目的位置、教室的课桌里、白领们的办公桌上，甚至商店营业员的手中都会有《挪威的森林》身影。
　　说实话，尽管所学文学专业，也经常摆弄些文字，但我对日本文学并不感兴趣，所读过也仅仅局限于川端康成的《伊豆舞女》、田山花袋的《乡村教师》等寥寥数本。并非单纯源于中日两国间那段惨痛历史的记忆，更是因为我不喜欢日本文学阴郁、沉重的格调，总觉得它对内心及社会深处阴暗的东西关注过多，从而产生消沉、低迷的情绪。然而，读林译版的村上春树，我却更多地体会到了温婉、细腻、柔和的优雅之美。这或许就是“林家铺子”的魅力所在吧。
　　知道林少华的名字就因为这样一本《挪威的森林》，转眼已经二十几年前的事了；而知道他与我同乡，却是在去年编撰《文化吉林.九台卷》的时候。一次与朋友闲聊，她问我，“你们编撰‘九台文化名人’栏目时，把林少华收录进去了吗？”我不由得汗颜，急忙在网上恶补了一番关于林先生译著以外的常识。在其博客中，我读到几篇关于故乡的文字，其文笔之优美，感情之真挚，竟似乎比村上春树有过之而无不及。感动之余，我又得到一个信息——林先生几年前就在土们岭镇的马鞍山脚下买了房子，每年夏季都会回来避暑。这一发现让我兴奋不已，而一睹其风采的欲望也就更加强烈。与我有着同样想法的，还有诗人聂德祥、李伟冬和黄映日三位同道好友。
　　林家铺子
　　2015年7月14日，土们岭镇的阳光格外明媚，空气也格外清新。
　　在马鞍山脚下，紧邻长吉铁路的地方，坐落着一个别致的庭院。
　　院墙外种植着柞树、桦树、枫树、水曲柳等，都是当地山上寻常的树种，虽然树龄很短，却也生长得十分整齐。院内，南北走向依次排列着三栋平房，尤以中间那栋最为规整，贴着瓷砖，是正房。南北两栋房前均种有葡萄，茂盛的葡萄坠满了竹架，留下一地浓荫。葡萄架外就是菜园子，规规矩矩地种植着黄瓜、豆角、茄子、辣椒、大葱等各类时蔬。正房门前没有蔬菜，盛开的蜀葵、扫帚梅和各种颜色的波斯菊高低搭配、错落有致，散发着阵阵沁人心脾的香气。园子里稀稀疏疏地生着几株樱桃、晚李等果树。整个小院就笼罩在一片苍翠、娇艳之中，既使在炎炎夏日，也比别处多了几分清凉，更昭示出主人与众不同的生活品位。
　　中间那栋房子南面的房间里摆放着一张书案、两具书橱、一只条柜、一张木质沙发外加一张小床——林先生的书房简单而极雅致。东、北两扇小窗敞开着，坐在房间里，阵阵清风裹挟着满园花草的香气悄无声息而来，悄无声息而去，令人心旷神怡。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芝兰之室”吧。
　　林先生常戏称自己的书房为“林家铺子”。无数优美的词汇和智慧的细胞就是从“林家铺子”中源源不断地涌出，化作八十多部译著、五本个人专集……倾倒了无数读者。固然，这个“林家铺子”更多的时候是位于他在青岛的家中，但在东北，在马鞍山脚下，也存在着这样一间“林家铺子”。而这样一间“林家铺子”对于林先生来说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在生身的故乡。
　　“恕我重复，人世间至少有两种美让我永远迷恋：一是文字之美，二是自然之美，而在美的自然环境中阅读美的文字，自是两全其美。无需四美，两美足矣。这就决定了我的暑假生活：逃离城市，回乡下读书。满园瓜果，半坡山风，窗前花草，啁啾鸟鸣，复以两架葡萄，一地浓荫——夏日乡间好读书！”
　　这是我们离去后，林先生写在微博中的几句话，也是其在故乡生活的真实写照——低调却自显精神境界的高贵。
　　关于文学
　　林先生就坐在书案前的椅子上，语调始终是那样不急不徐。他说的每一句话，甚至说话时的每一个表情都带有鲜明的林氏特征——智慧、渊博、谦逊，又不乏幽默。这就是令人倾慕的大家风范吧。
　　话题当然是从村上春树开始，继而推及到夏目漱石、川端康成、井上靖、三岛由纪夫、芥川龙之介、太宰治……乃至整个日本文学，以及对中日民族的对比。然而，对于自己浸淫了数十载的领域，林少华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滔滔不绝，很多时候，他反倒是在听我们讲，时而微微颔首，时而发表自己的见解。
　　谈起国内有些人对他翻译的质疑，林先生只是淡淡地说：“翻译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看翻译得准不准，而更应该看译出的味道够不够足”。
　　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以及在日本大学执教等经历，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使林先生对日本文学的实质有着非常出色的把握，因此，他译出作品行文优美，意境雅致，让人不忍释卷。而至于为何单单对村上春树情有独钟，林先生也说出了自己的理由——
　　“我们对世界，对人生，对个体感情，对人际关系的认识大体是一致的，也就是价值观，审美倾向大体一致，所以翻译起来相对容易。村上春树的语言简洁明快，而又带有文人式的幽默，同时含蓄隽永，耐人寻味，这也是我所追求和喜欢的。这两点正好合拍了，翻译村上春树我就会觉得是一种享受”。
　　翻译可以毁掉一位作家，同样也会成全一位作家。正如北师大学者王向远所说，“可以说，村上春树在我国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林少华译文的精彩”。
　　在我们眼里，村上春树与林少华这对异国知己间的交往一定会很频繁，谁知林先生的答案却是否定的。他把原因归结为“村上春树和我都是属于那种在为人处世方面有缺陷的人”。我想，林先生所说的“缺陷”，应该就是那种只有在超脱世俗羁绊之后才能达到的君子合而不同的境界吧。
　　说到村上春树就不能不说到诺贝尔文学奖，说到莫言。对比村上春树与莫言，林先生给出这样的评价：“莫言有他了不起的地方，在气象上超越村上春树，那是大气象，男人的格局”。大丈夫终究是一种情怀，是一种精神境界，一种精神性别。有此境界和精神，女性也可以是大丈夫，无此境界和精神，男人也可以是娘们儿。读书人和文人应该有大丈夫的情怀，也就是关心社会的情怀。正是基于这一点，所以林先生肯定地说：“尽管日本人有讲礼仪等优点，但我从来不认为大和民族比我们中华民族优秀”！
　　是啊，中华传统文化积淀的土层太深厚了，随便挖上一锹，就足够我们受益终生。
　　近年来，林先生正逐渐远离翻译，对此，他解释说：“翻译得再好，像傅雷说的，也终究是个‘舌人’，鹦鹉学舌，不过是学得好一点罢了，当一辈子传声筒和舌人，作为一个男人心有不甘，再说我自己又不是不能写。村上春树的那样的小说我可能写不来，但是我的文体，我的语言风格应该是不在村上春树之下”。
　　自2010年出版杂文集《为了破碎的鸡蛋》以来，林少华已先后出版了《为了灵魂的自由》《高墙与鸡蛋》《落花之美》等五部作品。每当书稿整理出来，各大出版社便蜂拥而至，对此，林先生不无自豪。虽然，近年来由于讲学、社会活动的增多，创作步伐有所减缓，但读书与写作依旧是他生活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