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华陀,他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医术高明,诊断准确,在我国医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
华陀给病人诊疗时,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开出不同的处方。
有一次,州官倪寻和李延一同到华陀那儿看病,两人诉说的病症相同:头痛发热。华陀分别给两人诊了脉后,给倪寻开了泻药,给李延开了发汗的药。
两人看了药方,感到非常奇怪,问:我们两人的症状相同,病情一样,为什么吃的药却不一样呢?
华陀解释说:你俩相同的,只是病症的表象,倪寻的病因是由内部伤食引起的,而李延的病却是由于外感风寒,着了凉引起的。两人的病因不同,我当然得对症下药,给你们用不同的药治疗了。
倪寻和李延服药后,没过多久,病就全好了。
后来,对症下药这一成语,就用来比喻要善于区别不同的情况,正确地处理各种问题。
“对症下药”,这是一句众所周知的成语。它告诉人们一个基本的常识:无论解决什么问题,都应像医生开方一样,根据病人的病情和病况的变化,分别给以不同的药,只有这样,才能把各种病治好,把问题解决好。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那条极左路线的污染下,“对症下药”却变成了“百病一方”,给农村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这种“百病一方”的流毒至今还在一些人身上作怪。八十年代,在落实责任制的过程中,就有人认为多种形式好是好,就是太罗嗦,还是统一一种形式好。不管在那个社队,也不论是什么问题,只想用一个模子去套。要么就是这样,要么就是那样,就是不求对症下药,让多种责任制在一个社并存。有的甚至还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一个方法就行了,高贵的人参,无法医治积食;三五分钱的仁曲,却能通肠开胃。不要说方子不对头,用不当照常不灵,有时甚至起相反作用。那有包治百病的良方。
事物总是千差万别的。包医百病的药方是没有的,回忆起二十年来,社会上流传的盐盐卤、公鸡血、松针等等能治百病,你信吗?果真能治百病!实际上,没有包治百病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