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七年我就读于一所普通中学，学校管得铁紧尤其到了高三。那时担任我们的班主任是学校的一张王牌。为此我们都精神抖擞了许多天。
　　日子并没有太多的惊异，依旧是一周一周轮流运转。高三并没有买台历，我把这一年所有的日子刻在桌盖上，过一天便划去一天，每当我打开桌盖便感受一种份量。似乎冥冥之中看到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在向我频频招手。
　　高三再没有周末，也谢绝了星期天。周末的晚上一般由数学老师用来测验，那时我担任数学科代表，测验完毕便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到老师家里进行讨论。数学老师的爱人是新疆人，不喜言语却极热情，每当我们讨论到很晚她便端来了热气腾腾的面条。数学老师一九八九年调离了母校，到现在已经十多年没看见他了。
　　高三取消了体育课，取消了各种文体活动。学校每月有一场露天电影，高三学生严禁入内。班主任每到这时便带个小册子到班上清点人数。有一次我抵制不住诱惑谎报病情潜入人群。正当我自鸣得意时被班主任鹰一般的眼睛发现，他当即把我抓获归案，并作反面典型教育其他同学。后来我上了大学，学校每周有两场电影，我一般兴趣不大，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年高三，班上转来了一个长沙的女孩，她个子不高，长得很清丽，也许是唯一的一个来自城市的女孩，她一来便吸引了很多男生的目光，当然我也不例外。正好她的位置就在我的前面，为此我暗地里窃喜了许多日子，也招来了其他同学嫉妒和羡慕的目光。只是她并没有住校，每天早晨她都是七点左右背一个黄色的书包低着头急匆匆地从教室的右断头赶来。经过十多天的侦查后，我每天在同一个时候出现在教室的走廊，装模作样高声地朗读英语。她每一次不经意的抬头总让我激动万分。在课堂上，坦白地说很多时候我的一只眼睛看着老师的粉笔在黑板上挥舞，而另一只眼睛斜视着她俊美的面容。遗憾的是相处了一年我却始终鼓不起贼胆与她交谈。只是在心底里一直默默地暗恋着她。偶然一两天不见她总有一种怅然若失，那份情怀在她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挥也挥不去。
　　大脑这样高负荷运行营养总跟不上，学校的伙食并不是太好，食堂肥头大肚的师傅与清清瘦瘦的学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时我们是八个人一桌，一桌摆上一盆饭一盆菜由我们自己瓜分。每天大低是一些诸如南瓜白菜之类的蔬菜，一个星期大约也只有两三餐开荤。因此清淡的海带汤上面飘着的几片肥肉也让我们视为珍宝。一般四两米远远不够，几乎每一餐我都要加钵，菜却只有那么一点。不过即使是一个南瓜汤我也能干掉八两饭，但我们仍然精瘦的象只猴子。为此很多同学都买了补药。潮湿的寝室里堆满了许多盆盆罐罐。吃补药很管用，有时我们可以艰苦奋战到零晨四点多。
　　那时日子这么紧张真正空闲的日子真的不多，大约只有晚饭后一个多小时属于自己，很多同学仍然扒在桌上，我一般不去教室，一个人到外面散几圈步。或者与要好的同学坐在操场后面的那块草坪里瞎侃。学校后面有一片茶林，我更多时候一个人躺在那里痴痴地幻想大学的模样。
　　预考后，我们班六十四个同学一下砍掉了四十一个，诺大的教室一下子显得空荡了许多，离高考还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家都铆足了劲，我们都在心照不宣地努力。教室、宿舍、食堂是我们重复的三点。在高考前六天的一个晚上，我们班一个姓虞的同学在回家的路上，骑着单车不小心从一个小桥上落水而亡。他就住在我的下铺。第二天得到这个消息我们班所有的同学都无心上课。那个晚上都失眠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就那样从跟前突然消失。脆弱的生命让我们想了许多。
　　高考终于到了，我们坐着班车来到县城，我第一次戴上了手表。我忽然觉得有点象古代的秀才进城赶考，十年寒窗功名前途在此一搏。我们住在县政府的招待所。也许是第一次来到县城；也许是天气炎热的缘故；也许从来没有在陌生的环境歇过；也许是考前特别的紧张。我的大脑一直比较兴奋，以至高考前那个晚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睡。零晨三点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学休息，我悄悄地爬下床，一个人坐在前面的花池边来来回回一直呆到天亮。
　　那一年我们班共上了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