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是农村的主体，也是农业的主力。它关系到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大局，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变化最大也最令人质疑的重要领域之一。农民的命运如何，农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现状怎样，农民的心理困惑与价值诉求何在，这些问题成为目前文学叙事的重大题材选择之一。
　　为之，农民作家姜传富做出了可喜而有益的探索。以江汉平原的农村生活为背景，以龙国庆为代表的农民形象为作品的主人公，以跨越六十年的农业生态的巨变为线索，在个人成长的经历中折射出时代风云的曲折轨迹，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中彰显地域特色的风采，在社会群像的亮相中探究人性的复杂性与可塑性——这就是长篇小说《龙民》给读者的初步印象和文学叙事方略所在。
　　农民身份的嬗变与命运的起伏跌宕，是该小说的艺术特色之一。
　　围绕龙国庆父子两代人及其乡亲们的坎坷遭际与命运抗争而展开的故事情节，随着共和国成长的步履及经济政治历史大事件的影响与裹挟，龙国庆的身份一直在农民——回乡知青——-打工仔——企业老板——建筑工程师之间徘徊，如四川“变脸”一般不自觉地被时代潮流所淘洗、所逼视、所驱使、所塑造。于是，如何活出与父辈农民不一样的精彩与洒脱，就成为以龙国庆为代表的新型农民的命运指向与精神拷问。可喜的是，小说中写出了龙国庆等一批农民的敏锐与拼搏、真诚与聪慧，以及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执著与探索、痛苦与快乐。可以说，个人身份的改变，七分在于机遇的把握与天赋的释放，三分在于外界的借力与时势的助推。主人公龙国庆的个人成功，无疑是一部在奋斗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励志传奇。
　　农业结构的调整与农耕文明的转型，是该小说的艺术特色之二。
　　作为传统农业大国的根脉所系，土地与温饱、耕作与农艺、气象与收成、产业与小康，是千百年来早已约定成俗、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农业生产与生活方面的命题与主旨所在。与种植业有关的一切农业经营活动，似乎命中注定要让农民在与天老爷斗、与大自然斗的过程中，付出超乎常人的心力甚至生命。于是，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中国的农业开始在固有而僵化的思维模式中苏醒，联产承包责任制、村办企业、高效农业、高科技的运用、集约经济、农工贸产业协会、土地流转和新农村建设，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并且日益改变着农民和农村生活的现状。这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逐步转化，使得当今的农业生产领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且具有诱人的魅力。这些变化，在主人公所居住的龙吟村里面，有了一些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历史巨变，尽管还是只显现一些现代农业愿景的雏形。
　　农村面貌的改变与人文精神的坚守，是该小说的艺术特色之三。
　　在某种意义上说，农村的面貌决定着中国的形象及其命运走向。农村的改变，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富庶丰腴，更重要的是作为农村面貌主宰的农民，他们的精神风貌及其人性的自我认知与人格的自觉批判。在这方面，作者以农国庆与钟白美、郭由舒结拜三兄弟之间的矛盾纠葛，农国庆与曾贞、郑雪莲、洪和美三位红颜知己的恩爱情仇，作为主要人物形象的情感图谱及观照影像，将传统道德底线的坚守与时尚消费主义的诱惑交织运作，将主人公内心情感的焦虑排解与心灵情操的自我升华交替融汇，将一些基层农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狡黠与圆滑、虚伪与真诚、朴拙与自私的国民性特征交叉表现，将农国庆“三次返乡”的乡情回馈与世俗社会的尔虞我诈恶习交流对比，从而在故事情节与细节的描述中凸显其人性的多元化、人物的多样化与人格的两面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该小说为我们当今农村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些个性鲜明形象鲜活的时代镜像。
　　七十余万言的长篇小说，六十余年的时间长河，百余回的章回体书写构架，宏大的文学叙事，对作者的精细而严谨的构思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挑战。故事情节的庞杂与琐碎，以及内在事理逻辑的关联缺失或社会矛盾现象的堆砌，往往会淹没读者与作者一起对生活本质的思考与发现。现实主义风格的写作，在典型化与日常化的描述选择中，应该注意其“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准则的遵守与平衡。当然，从文本叙事中，读者依稀会看到作者人物传记式的影子，而一般的介绍性叙述多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往往造成读者的被动接受多于主动融入。总之，瑕不掩瑜，这是作者继长篇小说《咱农民工》之后的又一次尝试与超越，其宏大的视野、重大的题材、精心的描绘、为农民代言的情怀，仍然值得我们投注关切的目光、真诚的点赞与感激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