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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有财是城里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我们庄上开了五六年代销店，那段时间算得上是他一生中的“峥嵘岁月”
　　那几年，我在在生产队里当队长，代销店就开在我家隔壁。那两间不大的房子是我邻居家的，那户人家58年去了江西，一直没回来，房子快要倒了，村里作了一次简单的修缮，将其租给公社商业社作购销网点。晚上没事时，我也常在他那里跟他拉呱话，他对我无话不谈，因而对他的身世和为人有较多的了解。
　　早先，王有财的老爸是县城码头上的装卸工，因为他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六口之家只有他爸一个人有工作，日子过得自然是紧巴巴的。王有财是家里的老大，小时候贪玩，成绩很不好，加上他个头不高，发育迟，上学上得晚，到了十六七岁时才混到了一张完小毕业证书。后来在街上当了好几年的小混混，二十五六岁时才得到了一份工作，被分配到县商业公司仓库做送货员，整日里踏着一辆人力三轮车给城里各个网点送货。干的净是些现在农民工才愿意干的活，因此直到三十大几岁还没找到对象。
　　他被调到公社商业社时，起先领导上仍然想叫他干老本行负责送货，但他没划过船，又不会游泳，领导怕出事，那时农村里连座像样的桥都没有，送货非船不可，于是就叫他负责一个小庄子上的代销店，这样他就从一个普通的体力劳动者变成了名符其实的商业职工了。一开始将他分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自然村，叫沈家舍，只有二个生产队三百多人口。那个小舍子自古以来还不曾有过商店，他是城里人，吃的是商品粮，月月都能领到工资，因此，在那里他被舍上人崇拜得一塌糊涂。过了一年，还娶到了舍上的一个比他小七八岁的寡妇。那女人叫扣娣，男人是在挑河工地上跟人打赌，一次吃下了三斤米煮的饭胀死的。当时扣娣还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女儿，像她这样的条件，能嫁到王有财这个主，也算是高攀了。不过，王有财已经年届不惑，到了这个岁数，要想找一个城镇户口的女人也注定是没戏了，更何况，三十刚出头的扣娣生得丰姿绰约，身材高挑，稍加装扮就是一个美少妇，跟猥猥琐琐的王有才站在一起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要不是他有城市户口，要不是他不用出力干活就能拿到工资，扣娣哪能看得上他？那时农村中身强力壮二十几岁的大龄小伙子有的是，那些人并不在乎年龄大小头婚二婚。
　　他成了家以后，在沈家舍又蹲了一年就被调到了我们村，原因是舍上人反映他短斤少两做得太离谱。领导上也考虑到他已经不适宜再在那里了，他婆娘的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太多，个个都想得到一点照顾，让他没法处。到了我们这里，夫妻俩就算是两地分居了，因为扣娣还要在队里上工、称粮，凭他那每月二三十元的工资和三十多斤口粮计划，也养活不了她娘儿俩。沈家舍离我们这里也不算太远，只有有五六里路。走旱道化不了一个小时，不过，全是走的田间小路，路上还要过两条河，幸好这两条河都有人摆渡，过一条河也只要化二分钱过河钱。负责代销店的人一年到头都是没有假期的，而且是必须二十四小时在店里值守，因此，扣娣隔三差五地都会到我们庄子上来一趟，大都是晚上来早上走，只过一宿，农闲时来得频一些，有时也会一连过两宿，第三天才走。遇到忙档有时成月地见不到她来。每当她进了庄，庄子上的一些碎嘴男人们就会窃窃私语：“今天晚上王有财又有活儿干了。”一开始，只要扣娣一来，代销店就会比平时关门关得早，为此，也常有好事者故意跟他开开玩笑，一会儿有人敲门说晚上队里开夜工要打煤油点汽油灯，一会儿又有人敲门说晚上碰头（聚餐）烧肉要打酱油，王有财弄不清楚是故意找碴还真的是群众需要？碰到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他都必须磨磨蹭蹭地起来开门。后来他学乖了，扣娣来了他特意把营业时间还延长了些，直到夜深了，庄上定了人脚才关门打烊。等到他上铺时扣娣已经睡了一大觉了，好在夜天还长着呢，不耽误做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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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负责代销店的人，虽然也是一种“软苦”，一个人死守在那里任何地方都去不了，但也是能捞到一点儿额外油水的。王有财在方面的经验很老到，他吸取了在沈家舍的教训，觉得人的心路不能太大，只能小打小闹针尖上削铁，做得过分了群众会“造反”。他曾在私下里告诉过我，哪些环节能多少捞到一点，比如在收蛋的时候，虽然用的是同一把称，而且称上绝对不能做手脚，都是经商业社校过的，只能在称的时候玩点小手法，每回最多只能沾人家几钱的光，即使是人家在家里称好了来的，看到相差不大也不好说什么，上百斤的蛋收下来总会多出两三斤，这是其一。其二是打酱油和打煤油（那时还不曾有散酒供应，都是那种二两五的瓶装酒），过去卖这些商品都是用“端子”计量，虽然端子都是经过商业社严格校准了的，但如果操作的人有手法其中也难免有猫腻，一斤的端子能打到九两五就算不少了，这里面的学问还真不少，什么快打油、慢打酒，我不太懂，说不出所以然来，只晓得最低级的伎俩是在拎端子时，手故意哆嗦一下也能达到短斤少两的目的。不过，这样做有时容易被买家看出端倪，会要他重打。最能捞得多些的是卖香烟，那时很少有人舍得卖一整盒烟，大都是拆散了卖，记得有一种上海卷烟厂生产的浦江牌香烟，每盒一角八分钱，拆散了卖每支一分钱，一盒烟他就能明赚二分钱，更加离谱的是常有人拿鸡蛋换烟，一般的草鸡蛋，只要不是太小，十只都能称到一斤，那时每斤收购价是七角三分，应该能换到七支烟，如果碰到忠厚老实人，他就会说那只蛋不足一两，只给人家六支烟，一两的东西在老式的杆儿称上又没法称，人家没办法，只好认宰。不过，假如碰到是狠角色，他不敢，哪怕就是再小的一个蛋，他都会给七支烟。
　　有一天夜里，我听到他店里有磨东西的声音，我从门缝中看到了他在用一块砂石磨端子口。第二天，我跟他说：“你真胆大，如果群众意见大了，告到你们经理那儿，过来给你校验一下端子，你就要倒大霉了。”他说：“你千万别声张，经理那边没事，经理也是人，每回来我对他招待得都不丑，临走都还要揣一盒烟给他，个个店里都这样，端子磨掉些，打的时候就没必要再做手法了，一斤少个三五钱也看不出来。”我又说：“你这怂真是吃人不吐骨头，酱油里掺水，又磨端子，也不怕会遭报应。”说是这么说，但他不怕我，他知道我不会坏他的事。他说：“告诉你一句实话，这也是我们这一行的潜规则，只要在原则问题上不乱来，就不会出什么大事。”他说的原则问题我知道就是说的价格，比如上级规定下来的收购价和销售价，那可是铁板一块，一斤食盐规定卖一角四分，如果你卖到一角五那就是犯法了。
　　王有财是庄子上唯一的一个不吃代食品的人，一天三顿都是吃的纯白米，这一点是挺让人羡慕的，那年头，农村人食量大，一个人一顿就能吃得二斤米煮成的饭，喝粥都是用那种粗瓷蓝花大碗，就连半桩子伢儿一顿都能喝两三大碗，就那么点儿口粮，哪舍得煮纯的吃，全靠胡罗卜、青菜等代食品当家。王有财一个月的口粮计划也只有三十几斤，平均下来一天也只有斤把多米，他吃得不多，我看到他拿米下锅时大都是用手抓，早晚餐一回只抓两小把，他说他有数，一小把是一两，二两米能煮得两碗不算太薄的粥。中午煮饭，一回抓五把，说是半斤米。这么多的粮食定量放到现在应该是绰绰有余了，但在那时没得任何副食品吃，肚子里没油水，只能算是吃了个半饱。王有财除了顿顿吃纯白米，也舍不得天天化钱买什么好东西吃，只有他们经理过来视察、盘点时才破例剁斤把肉。平时顶多是在饭锅里炖一个鸡蛋，或者是到我家菜地拔一小把青菜烧汤，碰到了有垛田那边的人过来卖韭菜，他就拿一个蛋跟人家换一把韭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