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却笑着挥了一下手:“要说你去说,他们生气还是高兴我不管,就怕哪个一下子背过气去!”
“文革”后期,因厂里受命要生产抗美援越物资,厂“革委会”这才把友谊的父母从“牛棚”里给“解放”了出来。
武斗中工厂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关键生产设备都是友谊父亲领着人修好的。在厂里,友谊的父亲绝对是“技术权威”,真不知道那些造反派凭什么要加上“反动”二字?
友谊父母回来不长时间,便“官复原职”。许多小伙伴对友谊的态度也随之改变了,友谊又渐渐地再次融入到了小伙伴们的圈子里。
厂里生产任务紧,友谊的父亲忙得黑白不着家。友谊的母亲住“牛棚”时得了严重的风湿病,几乎是半卧床。学校复课后,友谊一家就在外面买早点吃。他母亲每天都给友谊兄妹每人一角二分钱,这可买八分钱的两根大油条,四分钱且加了糖的一大碗豆浆。
友谊却很少吃早点,每月都能攒下大约两元钱。
两元钱,对于我们可不是个小数目。这时我们就盼着不下雨雪的星期天。
到了日子,我们一群要好的小伙伴吃完早饭便急急忙忙地往外跑。先走几站路,再坐几站路的公交车进城看电影,(不能直接坐公交进城,那得花一角钱的车票,多走几站路再坐车,每人只需五分钱)。
进了城,我们会先去和平电影院看一场五分钱的半价电影。那时,我们特喜欢看电影,而且不管是什么片名,看过没看过。这主要是电影院里放的电影画面既清晰音响又逼真,坐着还舒服,远比厂家属院里放的露天电影感觉好多了。
从电影院出来后,我们再一蹦一跳地去附近的四季春面馆,每人要上一碗八分钱的肉汤面,那时的面条不知怎的就那么香。然后每人再来一根五分钱的雪糕或三分钱的冰棍(这要看友谊这个月攒的钱是接近两元还是两元多点)一步一晃地逛大街。
身无分文逛大街,现在绝对是尴尬可笑的事,那时可是我们最开心的事。
下午回家时可就没钱坐车了,这没事。天冷时,回家的路上可顺便爬爬城墙和城楼,再玩会儿警察抓小偷、保卫上甘岭什么的集体游戏。天热时,可顺路跳到护城河里游个泳,尽情地摸摸鱼抓抓蝌蚪什么的,直到累得要死才喘着大气走路回家。那无忧无虑的日子,今天想来,那就是一个字,爽!
说是无忧无虑,但有时也会发生一些令人心情不好受的事。
小虎的父亲在厂里吊装产品的一次事故中去世了,她母亲因腿部残疾一直在家当主妇没工作。虽厂里工会每年总会补助他家一点钱,但他家平时的日子过的还是有些紧。只有过年时补助费发下来了,小虎才能穿上一身新衣服。
一天做晚饭时小虎妈妈正准备煮面条,突然发现家里没有醋了,便让他去邻居家借点醋。
当小虎拿着一只小碗腼腆地进到刘姨家说借醋,谁知刘姨刚跟刘叔生了点气绊了几句嘴,刘叔一抬屁股刚刚走。有气没地发的刘姨见小虎来借醋,一句话就把小虎噎了回去:“一斤醋才七分钱,你也借?没有!”
自尊心很强的小虎噙着眼泪跑回家,憋屈了好一会儿。当下好面条的他妈妈问醋在哪时,他竟大哭了一场。
友谊听说了这件事,便来找我们一起商量。最后大家一致决定:由我去小虎家“偷”两只盆(那时厂家属院家家户户的厨房都在平房外面的棚子里,全都不锁门),再一起去供销社买一盆醋和一盆酱油。回来后,友谊又指派我和小丫给小虎家偷偷送了去。
毕竟是做“贼”心虚,我在急急忙忙中一个趔趄,竟把端酱油的小丫差点碰倒,她手中一盆酱油也撒的只剩了小半盆,弄得裤子鞋子上全是酱油。小伙伴们一个个乐得喘不过气,小丫却哭了好一阵子鼻子。
刘姨后来很不好意思,她半褒半贬地说过我们:“你们这些热心娃娃呀,大热的天你们一次买那么多酱油醋!也不怕生蛆?”
的确,那时卫生条件差,我们给小虎家买的酱油醋后来真生蛆了。
打那以后,我们便很少进城去闹了。记得友谊一本正经地说过:爸妈挣钱不容易。当时我们小伙伴们都未在意,现在想来,那是我们开始长大了。我对钱的重要性的初步认识,便是从这件事开始的。
全国“复课闹革命”后,我们这些少年小伙伴们再次成了坐在教室里的同学。
不过,哪有几个认真学习的?那会儿,上学基本上都是以玩为主,连作业都没有,而友谊却学得很认真。我一学期一本笔记本都用不完,友谊的却有一大摞。
刚开始复课时,学校发的课本不叫语文数学什么的,叫工业基础,农业基础。既然是学的是工农业基础,就得参加学工学农劳动。因此,我们每学期都要参加一次学工或学农劳动,长则个把月,短则十来天。
从那时起,我就发现友谊不论是去学工还是去学农,总要在书包里装几本书,同时也发现友谊家里的书也逐渐多了起来。原来,友谊从那时起就迷上了各种书籍。这也大大影响了我,我这个学工程机械出身的本科生现在的这点文学知识,起码有一半是那时跟友谊一起看书看的。
现在看,友谊的那些书有的是世界名著,有的是我国古典名著,但在当时,大多都是“黄书”“禁书”“毒书”之类的书籍,新华书店里压根就没有卖的。这些书多是友谊用省下的早点钱买点什么东西到处跟别人换来的。
书读得多了,问题就想得多了。不瞒大家说,那会儿,我和友谊就对一些时政问题有自己的小看法了。
当然了,一些家庭经济较为困难的同学也偶尔会惊奇地收到友谊送去的小礼物,一只廉价的自来水钢笔,一副三角板什么的。我家的条件算一般,但我跟友谊的关系不一般,友谊当然也给我送过不少小礼物。
这些礼物唯一保存下来的,是一枚印着大红牡丹花的书签,这还是我在一次收拾杂物中偶然发现的。如今它像宝物似地一直被我珍藏着,这可是我与友谊的“友谊”的一个实物见证。
每当看到这枚书签,我心里多会悠然升起一种儿时的感觉,温馨?舒坦?还真说不清楚,反正是一种类似身心突然感到幸福了的那种感觉吧。
再后来,我们中学毕业了,下乡的下乡,参军的参军,接班的接班,我们这帮伙伴们就这样散了,就是过春节也很难聚到一起,有的伙伴甚至断了联系。
我跟友谊一直保持着联系。恢复高考那年,我去了哈尔滨,他去了成都。从大东北到大西南,我俩的书信往来一直没有断过,毕业后又都回到了家乡。
少小无猜,老大有念。随着年龄逐渐增长,我们这帮儿时的伙伴又不知不觉地经常想聚到一起喝点酒,吃顿饭,聊聊天什么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我们再也不会为了一瓶醋而动脑筋了,但却对往日的光景越来越留恋了。
这方面友谊的功劳是最大的一个,他逐渐成了我们这帮伙伴的主要联系人和聚会发起人。当然了,多数情况下都是他提前埋单的。
从聚会时的言谈话语中,我得知许多儿时的伙伴都找过友谊帮忙办过事,用车给孩子结婚的、给孙子上学上幼儿园的、借钱急用的等杂七杂八的事都有。我曾故意开玩笑替友谊抱打不平:“你们真是把友谊用顺了!是不是准备让友谊给你们当管家?雇得起吗?”
如今友谊是一家规模不小的私企总裁。我也下海当老板了,挣钱虽没有友谊挣得多,但远比友谊他父母那会儿的高工资多得多了。其实,我也给儿时的伙伴们帮过不少忙,但只有友谊在这方面从来没有找过我,这更令我觉得应该帮他做点什么。
有一次,我借着酒劲说过他:“友谊,你怎么好像什么事都没有,我想给你帮个忙你却连个机会都不给,真不够哥们!”
友谊想了想说道:“其实,我们能经常在一起开心聚聚就是彼此之间给予的最大帮助,如何能开开心心高高兴兴地过日子难道不是我们生活中的大事吗?有什么样的帮助能帮人多活几年的?你看我一直好好的,给你添些麻烦干嘛?不过我坚信,若我有大难,不用我求你,你一定会跑得颠颠的!谁叫咱俩是发小呢,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