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说不清算是“封闭”，还是“封建”的年代？兵团有严格规定，我们这些到边疆不满五年的新兵，不得在兵团内外谈恋爱。尽管崔秀兰叫我一声“姐”，其实，也就比她大几个月，那年才满18岁。
　　崔秀兰这个问题，让我臊得粉脸通红，拼命摇头否认。
　　谁知道崔秀兰却还是沿着这个问题谈下去，又问了第二个问题。
　　“孟姐，你在咱们连有喜欢的男生吗？”
　　我真有点招架不住了。
　　自古有句古话：谁家女儿不思春？上百号年龄相仿的男男女女天天朝夕相处，你叫谁会不在心中泛起涟漪？
　　我是呼市来的当地知青，自从九连掺入了来自北京的知青。他们带来的那股子首都大都市的风采，早就深深地钻进了我的心里。其实我应该用的是“他”，而不是“他们”。这两年来，我的心里的确偷偷藏进了一个男生，可却和谁也不敢提及。
　　此刻，崔秀兰的单刀直入，将我问得哑口无言。
　　幸好，崔秀兰并不是真要来盘问我的心中秘密，她只是像是自言自语一样，在向我倾吐心声。
　　“孟姐，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爱？我心里装着一个男生，心甘情愿为他做一切。”
　　我忍不住插嘴说：“小兰，你是不是喜欢上赵春生了？”
　　崔秀兰红着脸点点头。
　　那天夜里，崔秀兰一直在和我谈她对赵春生的感情……
　　其实，这几个月来，在我们九连，崔秀兰和赵春生的事儿，就是最大话题了。
　　大家伙从那天发生的事情到关于他们究竟算什么关系，特别是赵春生竟然会利用这件事，让自己成为了一尊神，实在是没有什么好评价。
　　最初大家对赵春生第一个去寻找崔秀兰，还是充满敬佩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个并没有什么特别关系。就算是崔秀兰是为了响应他的号召，才会拾柴火遇上了大风雪，可毕竟并没有逼着她去。谁也不会让赵春生承担什么责任。他是出于对战友生命的关心，对自己是排长的责任，主动出去寻找崔秀兰的。
　　在我们内蒙古冬天遇上这样的白毛雪，谁都有危险。赵春生不顾自己的危险，顶着白毛雪去找崔秀兰的行动，叫人还是佩服的不行。救回了崔秀兰，也是他立刻冒着大风雪和几个男战士在第一时间，把崔秀兰送进医院。所以，当九连上报了赵春生不顾自身安危救人的行为后，他和崔秀兰都被团部树为标兵立功受奖的时候，大家都挺佩服他。
　　人们的变化是从以后发生的。
　　赵春生的行为开始在各种层面被宣传拔高起来。为了满足不同层面的宣传需要，赵春生的形象也变得越来越高大起来了。当大家从不同渠道，知道了赵春生在不同场合所做的报告内容以后，他的形象在九连反而暗淡起来。
　　太多的虚假，让这些曾经和他朝夕相处的战友们，无法接受一个人造英雄。尤其叫大家气愤和无法容忍的是，不少报道为了突出赵春生的作用，竟然把过去的崔秀兰写成一个非常落后，表现极差的消极青年；用大量虚假事实去炮制了赵春生通过“一帮一，一对红”，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帮助崔秀兰转变的过程。
　　现在崔秀兰回来了，赵春生却利用了这件事已经提干，而且是坐了直升飞机，从一个后勤排长，被破格提拔为兵团政治部副主任。
　　现在还有一种风传，据说赵春生这样的提拔速度，是因为军区一位首长的千金看中了赵春生。只是这些事，叫我怎么去对她说？这个傻丫头居然还一厢情愿地爱上了他！
　　那天我留在了崔秀兰的宿舍，两姐妹钻进一个被窝，说了很多悄悄话。我虽然没有把关于赵春生的全部事情都如实告诉她，却还是或多或少有些暗示。我真不想她再为了赵春生伤神了。
　　回到九连的崔秀兰，渐渐变得沉默寡言，她很少说话，更是再也听不见她百灵鸟般的歌声。她虽然是后勤排长，却很少去管事，还是喜欢去食堂帮忙，择菜、洗菜、挑水。再就是一个人默默地站在营房外面，朝南眺望，朝南十五里就是当初赵春生找到她的地方……
　　赵春生真的再也没有回来过。
　　一年过去了，又是一年来了。大雁南去又北归，草原上花开花又落。
　　崔秀兰变得越来越不喜欢说话，越来越孤独，她很快就主动辞去了后勤排长，要求回到食堂去工作。连队同意了她的要求，让她重新会食堂做小工。只是九连的食堂再也听不见小兰动听的歌声和爽朗的欢笑了。
　　崔秀兰逐渐变得言行古怪，常常会莫名其妙的大笑、或者大哭。她毕竟曾经被树立为标兵，听了连队的汇报，团部很重视她的病情。
　　1970年春天，崔秀兰被送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诊断出患了青春型臆想症精神分裂症。团部本想征求崔秀兰家里的意见，却发现她的父亲，已经在去年不堪忍受侮辱和虐待，在牛棚里上吊自杀了。她的母亲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精神分裂了，被送进了北京一家精神病医院。
　　团部不得不单方面做出决定，将崔秀兰送进了位于呼和浩特郊区的内蒙古精神病院。
　　故事到这里应该可以结束了。只是我们的生活并没有结束。
　　我从精神病院出来之后，想了很多。我想崔秀兰的病也许有些家族史的原因，可我敢断言假如给她一断美好爱情，小兰一定会活得很精彩。我也不由想起了赵春生，其实崔秀兰的悲剧，并没有他的直接原因，他甚至根本可能就不知道，这个北京姑娘爱上了自己。造成悲剧的应该是那个说不清“封闭”，还是“封建”的时代。
　　又是很多年以后，我已经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了。在一次老战友的聚会上，意外听到了两个人的消息。一个是关于赵春生的，他在前年去世了。他的妻子真是当年一位军区首长的女儿，赵春生做了首长的乘龙快婿。去世的时候，他已经做了爷爷，享年68岁。另外一个是关于崔秀兰的。有人在北京见到了她，听说她的嗓子已经康复了，精神病也治愈了，在北京办了一家私立音乐学校，这家学校的名字叫“春生”。
　　我按捺不住要见她一面的愿望，想方设法得到了确切的地址，专程赶去北京。
　　终于在“北京春生音乐学校”地方大门外，见到了站在门口等我的崔秀兰。她一头银丝，精神却非常好，一眼就把我认出来了。
　　“孟姐！”
　　“小兰！”
　　“咱们终于又见面了。”
　　“是啊，不容易。几十年了，咱们上次见面是……”
　　“上世纪了。73年春节过后吧？在呼和浩特的精神病院，你来看过我对吧？一转眼就是40年。我们都是老太婆了。”
　　崔秀兰的声音竟如同当年一样清脆悦耳。
　　“小兰，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我这话问得实在幼稚。崔秀兰却不在意，笑着回答了我：“很好啊。我83年离开了精神病院，是我姑妈从美国回来，把我接到了美国。85年彻底康复了，还治好了声带。姑妈没有结过婚，她去世后我继承了她的遗产。95年回国开办了这家私立音乐学校。就是这样……”
　　我看了一眼学校的牌子，崔秀兰马上就明白了，淡淡地说：“我已经知道赵春生去世了。其实和他没有关系，我的春生在我心里。我的病也和他没有直接关系，我有家族史，母亲十年前已经在精神病院去世了。”
　　我很想问她家里还有什么人，却没有问出来。崔秀兰用另外一种方式告诉了我。她说，对她而言，过去的小兰已经死了，今天这座音乐学校，就是她的一切，学校的学生们就是她的孩子。